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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7章 无声的秤（第2页）

秀兰不是没有试图跟建国沟通。有一次，她实在累极了，对建国说：“你能不能跟妈说说，米饭我尽量做软，但有时候火候难免掌握不好，让她别总为这个生气。衣服我用洗衣机轻柔洗，其实比手洗摔打得更轻柔，而且晒干了也会软和些……”

建国却皱起眉头，不耐烦地打断她：“哎呀，这些小事你跟妈计较什么？她老了，糊涂了，你让着她点不就完了？我在外面忙一天，回来不想听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小事？”秀兰看着丈夫，心一点点沉下去。对她来说，这些是日复一日消耗她精力和心力的“大事”，是压得她喘不过气的稻草。而在丈夫眼里，这只是不值一提的“鸡毛蒜皮”。他永远站在一个“调停者”的位置，却从未真正理解她的处境，更不曾为她分担过任何实质性的压力。他默认了母亲那套评价体系，默认了妻子应该承担所有家务和照顾责任，也默认了自己在家庭劳务中的“缺位”是合理的。

秀兰不再说话了。她意识到，有些沟壑，无法用语言填平。

日子就这样流水般过去。直到那年秋天，张老太在院子里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需要卧床静养至少三个月。

突如其来的变故，像一块巨石，打破了家庭表面维持的平静。秀兰跟加工厂请了长假，专职在家照顾婆婆。端屎端尿，擦身按摩，一天三顿饭喂到嘴边，还要定时翻身防止褥疮。工作量陡然增加了数倍，秀兰常常忙得脚不沾地，眼圈乌黑。

建国一开始也很着急，守在母亲床前嘘寒问暖。但几天后，他的生活就逐渐恢复了“正轨”——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他依然会问母亲“今天感觉怎么样”，会叮嘱秀兰“细心点照顾妈”，但具体的、繁琐的、甚至有些脏累的护理工作，自然而然地全部落在了秀兰肩上。

张老太卧床后，脾气变得更加古怪。饭烫了凉了，水多了少了，翻身轻了重了，都能引来她的抱怨。她更加依赖儿子，建国在家的时候，她话就多些，精神也好些；建国一上班，她就常常沉默，或者对着秀兰挑刺。

有一天下午，建国厂里放假，在家陪着母亲。张老太拉着儿子的手，又开始絮叨：“建国啊，还是你疼妈……秀兰她，唉，给我擦身子手重，疼得我咧……喂饭也没耐心……”

建国听着，下意识地又想去“和稀泥”，对刚端着药进来的秀兰说：“你给妈擦身子轻点，妈年纪大，皮肤嫩。”

秀兰端着药碗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白。她看着床上抱怨的婆婆，又看了看一脸“公允”却置身事外的丈夫，这些年来积压的所有委屈、疲惫、愤怒，在这一刻达到了顶点。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沉默或辩解，而是轻轻地把药碗放在床头柜上，出“哒”的一声轻响。她的声音异常平静，却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冰冷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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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妈嫌我手重，没耐心。从今天起，你来。”

建国愣住了，张老太也愣住了。

秀兰继续一字一句地说，目光直视着丈夫：“你来给妈擦身子，你来喂饭，你来端屎端尿。你细心，你有耐心，你是妈最孝顺的儿子。这些活儿，你都来做做看。我做不好，我不孝顺，那我就不做了。你来做。”

说完，她不再看那对目瞪口呆的母子，转身走出了房间，径直回到自己屋里，关上了门。她需要空间，需要喘息，需要从这令人窒息的角色中暂时逃离出来。

屋子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建国看着母亲，张老太看着儿子，两人一时都说不出话来。

过了好一会儿，张老太需要小便了。她习惯性地想喊秀兰，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儿子。建国硬着头皮，笨手笨脚地去拿便盆，过程中差点打翻水杯，给母亲翻身时更是不得要领，弄得张老太很不舒服，却又不好意思像指责秀兰那样指责儿子。

喂晚饭的时候更是灾难。建国从来没干过这活儿，饭勺递得不稳，汤水洒在了母亲的衣服上。他手忙脚乱地擦拭，动作僵硬。一顿饭喂下来，两人都累得够呛。而厨房里冷锅冷灶，再也没有往日按时飘出的饭菜香。

直到这时，建国才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秀兰日复一日所做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究竟意味着什么。那需要多大的耐心、体力和时间投入？他仅仅做了不到一天，就已经焦头烂额。而秀兰，做了十几年。

张老太看着儿子笨拙疲惫的样子，再看看紧闭的儿媳的房门，心里也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她忽然意识到，没有儿媳妇那些“故意做得硬”的饭、“洗得粗糙”的衣服和“没耐心”的伺候，她的生活竟然如此不便。那些她习以为常甚至挑剔诟病的一切，原来并非理所当然。

这一夜，这个家格外安静。建国在母亲的床前坐了很久，第一次真正开始思考“孝顺”的含义。张老太望着天花板，回想起来树荫下那些抱怨，第一次感到有些心虚和茫然。

秀兰的“罢工”并没有持续很久，第二天，她依然出来操持家务，照顾婆婆。但有些东西，已经悄然改变了。

建国开始主动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下班后替换秀兰看护母亲，比如主动去洗碗，虽然做得依旧笨拙。他不再轻易地对秀兰说“你让着点妈”，而是学会了在母亲抱怨时，说一句“秀兰挺辛苦的，妈您多体谅”。

张老太虽然还是会偶尔挑剔，但语气不再像以前那样理直气壮。她有时会看着秀兰忙碌的背影呆，不知在想些什么。

村头老槐树下的“声讨会”依然存在，但张老太去的次数少了，即使去，也很少再听到她高声抱怨儿媳妇的不是。有时别人问起，她只会含糊地说一句：“唉，都挺不容易的。”

那杆曾经严重倾斜的、衡量“孝顺”的无形的秤，似乎正在被一股无声的力量，慢慢地、艰难地，扶向平衡。

而秀兰，依旧沉默地忙碌着。只是她的背影里，少了几分逆来顺受的麻木，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为自己争得一丝空间后的淡然。她知道，根深蒂固的观念不会一夜改变，但至少，她让那沉默的秤，出了第一声微弱的、却振聋聩的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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