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肉。
在去查令十字车站的火车上，我开始琢磨“吃人肉”这个古怪野蛮的词语和现象，也思索着它如何影响查尔斯·狄更斯的生活。当时我没有想到它在不久的将来会对我的生活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
查尔斯·狄更斯的性格里一直潜藏的某种特质，对吃人肉或以任何形式被人吞食这个概念反应特别激烈。当年他跟前妻凯瑟琳的分居事件演变成公开丑闻，其实是他自己铆足了劲把家丑外扬，却毫不自觉。那段时间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威尔基，他们要把我活生生吃了。我的敌人贺加斯家族，还有那些接收到错误信息、凡事往坏处看的公众把我的四肢一根根吞掉了。”
过去十年来，狄更斯多次邀我跟他去逛他非常喜欢的伦敦动物园。可是，尽管他喜欢观赏河马、禽鸟和狮子，真正吸引他走进动物园的却是爬虫类喂食秀。狄更斯怎么都不肯错过，为了怕迟到一路催赶我。园方喂爬虫类——主要是蛇——小老鼠或大田鼠，那种景象对狄更斯似乎有种催眠效果(经常扮演催眠师的狄更斯从来不允许别人对他催眠)。他会出神地站在原地。曾经有好几次，比如一起搭车出门，等演出开场，甚至坐在他家客厅时，他会再次对我叙述两条蛇分秒不差地同时吞噬同一只田鼠的情景，田鼠的头部和尾部各自消失在蛇的咽喉里。两条蛇强有力的下巴持续进逼，那只一息尚存的田鼠还在挣扎蠕动，前脚和后脚在空中扒抓。
就在斯泰普尔赫斯特意外事故前几个月，狄更斯曾经私下对我透露，他总是把家中家具的脚——比如浴缸、每个房间里弯弯曲曲的桌脚椅脚，甚至固定窗帘的那些粗绳——都看成正在慢慢吞噬桌面、浴缸或窗帘的巨蟒。“亲爱的威尔基，就算不看它们，我也觉得整栋房子正要慢慢把自己吞掉。”他会边喝调制朗姆酒边跟我说这些。他还告诉过我，他经常在宴会上(多半是为他举办的宴会)沿着长桌望过去，看见他的同侪、朋友和同事把牛羊鸡肉往嘴里塞，有那么一时半刻，就那么惊悚的一秒，他会幻想那些把食物叉进嘴里的餐具是不停蠕动的肢体。他说，那不是大小老鼠的肢体，而是人类的。他说他觉得这些经常浮现脑海的画面……令他焦虑不安。
不过，十一年前的真实吃人肉事件，或者该说相关传闻，改变了狄更斯的生命。
1854年10月，约翰·雷医师发表了一篇报告，叙述他搜寻失踪的富兰克林探险队的结果，这篇报告令英格兰民众惊骇不已。
亲爱的未来世纪读者，如果你没读过富兰克林探险队的事迹，那么我只需要简单告诉你，那是有关约翰·富兰克林爵士1854年带领一百二十九个人前往北极探险的事件。当时他们搭乘皇家海军提供的探勘舰“幽冥号”和“恐怖号”， 1854年5月起航。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去打通我们的加拿大殖民地北端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西北航道。英国时时刻刻都在找寻前往远东更新更短的贸易路线。当时的富兰克林已经有点儿年纪，是个经验丰富的探险家，所以那次行动成功概率相当高。那两艘船最后出现的时间地点是在1854年夏末的巴芬湾。往后三四年间音讯全无，就连皇家海军都开始担忧，各界也纷纷筹组搜救队。可惜那两艘船至今下落不明。
国会和富兰克林夫人都悬赏高额奖金，许多搜救队——除了英国，也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纵横穿梭北极，找寻富兰克林和他的队员，或确认他们是死是活。富兰克林夫人信誓旦旦地宣称她丈夫和全体队员都还在人世，政府或海军里没有人狠得下心反驳她，其实当时很多英国人都已经不抱希望。
约翰·雷医生在哈德逊海湾公司任职，他走陆路北上，花了几个夏季的时间探索偏远的北方岛屿(据说那些地方只有冰冻的沙砾和昼夜不歇的风雪)，深入“幽冥号”和“恐怖号”消失的那片广袤冰洋。雷的做法有别于皇家海军与其他搜救队，他跟当地因纽特野人共同生活，学习他们的原始语言，并在报告里引用许多当地人的证词。他也带着各式各样的物品返回英国，包括黄铜纽扣、无边帽、印有约翰爵士家族纹饰的船用碗碟、书写工具，都是富兰克林或他的队员们的所属物品。最后，雷还找到了人类遗骸，有的埋在浅坟里，有的散落地表上，甚至有两具骸骨还端坐在系了雪橇的小艇上。
除了这些足以说明富兰克林一行人悲惨命运的证据，令英国举国震撼的是雷访问因纽特人的内容。报告中表示，富兰克林和他的队员们非但全数罹难，更在生命走到尽头时吃队友的尸体苟延残喘。当地土著告诉雷，他们曾经见过白人的营地，那里有啃过的骨头，有成堆被砍下的肢体，有些高筒靴里甚至还留有腿骨或脚骨。
富兰克林夫人闻言当然大惊失色，她将雷的报告斥为无稽，甚至用她所剩无几的财产雇请另一艘船继续搜寻她的丈夫。吃人肉的说法让狄更斯毛骨悚然，却也无比着迷。
当时他开始在自己的杂志《家常话》发表有关那件悲剧的文章。起初他抱持怀疑态度，说那份报告“草率断言他们吃掉死去同伴的尸体……”。狄更斯告诉我们，他潜入“浩瀚书海”查找数据，最后确认“可怜的富兰克林一行人啃食同伴尸体的概率等于零”。可惜他没有说出具体参考书目。
当时举国上下开始相信雷的报告(他宣称已经找到有关富兰克林探险队去向的决定性证据，因此向政府索讨赏金)，或开始遗忘。狄更斯的否认演变成激昂的怒气。他在《家常话》里毫不留情地对那些“野蛮人”口诛笔伐。在他眼中所有的有色人种都是野蛮人，但这回他指的是约翰·雷与其共同生活并且对其进行访问的那些阴险狡猾、谎话连篇、不可信赖的因纽特人。当然，在我们的时代狄更斯被归类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可是，当他为绝大多数英国人发声时，一点儿都不影响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他写道：“……我们相信所有野蛮人都有一颗贪婪奸诈又冷酷无情的心。”他说，富兰克林爵士全体队员根本不可能“做出吃同伴尸体这么恐怖的行为来延长自己的生命”。
紧接着狄更斯做了一件怪事。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深入“浩瀚书海”，最后却选了《天方夜谭》作为佐证，之前他屡次告诉我，这是他童年时期最重要的书籍。他在总结时写道：“在《天方夜谭》的广大世界里，只有食尸鬼、独眼黑巨人、体积庞大样貌狰狞的怪物和潜行海岸的污秽动物……”才会吃人肉，或吃同类的肉。
就这样，举证完毕。
到了1856年，狄更斯为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和他那些英勇队员的辩护提升到全新层次……而且把我也卷了进去。
我们一起在法国旅游那段期间，狄更斯突发奇想，要我写一出戏剧，安排在他当时的家塔维斯多克寓所演出。附带一提，我们一起出门旅行时，狄更斯总爱说我是他旅途中的“损友”，还说我们停留巴黎那段期间“身陷险境”。不过，尽管狄更斯喜欢那里的夜生活，偶尔也会跟年轻女演员聊聊，他却没有像我一样寻花问柳。狄更斯说，这出戏必须以探险队在北极失踪为题材，而且探险队成员必须像富兰克林远征队那样英勇过人临危不惧。他说，这出戏同时还得刻画伟大爱情与牺牲奉献。
“查尔斯，你为什么不自己写？”我理所当然地问。
他有心无力。他刚开始创作新小说《小杜丽》，他要办朗读会，杂志要出刊……所以必须由我来写。他建议剧名定为“冰冻深渊”，因为这出戏不但要描写北极的冰天雪地，也要探索人类内心深处的神秘情感与灵魂。狄更斯说他会帮我构思剧情，也会“做做校对之类的杂务”。我立刻明白这出戏将会是他的创作，而我只是负责把文字写出来。
我答应了他。
我们在巴黎时就开始动笔——或者该说我开始动笔，狄更斯则是花蝴蝶似的穿梭在跟朋友的聚餐、宴会等社交场合。到了1856年酷热夏季的末尾，我们已经回到他在伦敦的家。我跟他不管是写作还是生活上的习惯不尽相同。比如在法国的时候，我经常在赌场玩到凌晨才离开，狄更斯却坚持在八点到九点之间用早餐，所以有好几次近午时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享用鹅肝派早餐。同样地，不管是在塔维斯多克寓所或后来的盖德山庄，狄更斯的工作时间是上午九点到下午两点或三点，在那段时间里，不管是家人与留宿的宾客，所有人都要各忙各的事。我就曾经看过狄更斯的女儿或乔吉娜在狄更斯锁在书房里那段时间假装读校对稿。那段日子(当时另一个威尔基·柯林斯还没开始跟我争夺写字桌和书写工具)我喜欢深夜写作，所以大白天里经常得在狄更斯家的图书室找个僻静角落抽根雪茄，或小憩片刻。只是，有好几回狄更斯会毫无预警地从他的书房跑出来，闯进我的藏身处把我拉出来，命令我继续创作。
我(我们)的剧本创作延续到那年秋天。我剧本的主角名为理察·渥铎(当然由狄更斯扮演)，大致上融合了世人印象中那位刚毅不屈的约翰·富兰克林，以及一名叫弗朗西斯·克罗泽的爱尔兰籍平庸副指挥官的特质。我想象中的渥铎年龄稍长，才华平平(毕竟富兰克林远征队明显全军覆没了)，略为疯狂，或许甚至有点儿反派倾向。
狄更斯彻底推翻我的构想，把理察·渥铎变成一个年轻干练、复杂易怒，到最后却又毫不保留地牺牲奉献的角色。在狄更斯改写这个角色留下的大量注记里有一句写道：“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真爱，却事与愿违。”他为这个角色写了很多独白，直到最后阶段的排练(没错，我也在这出业余戏剧里演了一角)才公开。我到他家拜访或留宿时，都会听见他出门健走或走完三十公里路回来的时候，边走边大声排练他的渥铎独白：“年轻，有一张略带哀愁的美丽脸庞，有善良的温和眼眸，柔软清晰的嗓音。年轻、深情又慈悲。我将她的容颜牢记脑海，除此之外我一无所有。我必须流浪、流浪、流浪，不眠不休、四海为家，直到我找到她!”
事后看来，当时的狄更斯婚姻濒临破裂(出于他自己的选择)，不难看出这些文句都是发自内心、情真意切。狄更斯终其一生都在等待、在寻找那个有着善良温和眼眸与柔软清晰嗓音的、哀愁的美丽脸庞。在狄更斯心目中，他的想象永远比现实生活来得真实，而他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幻想这位真实纯洁、温柔体贴、年轻貌美(又善良)的女子。
我的剧本于1857年1月6日在狄更斯的塔维斯多克寓所首演，当天正是第十二夜[1]，狄更斯总会安排某种庆祝活动，那天碰巧也是他儿子查理二十岁生日。他不计代价地要让这场演出接近职业水平，比如雇请木匠把他家里的教室改装成能让五十名观众舒适地观赏表演的剧院，拆掉教室里原有的小讲台，改在凸窗位置搭建一座标准舞台；请人编写配乐；找管弦乐团现场伴奏；聘请专业人士设计并绘制细腻考究的布景；不惜重金定制戏服。后来他还夸口道，我们这些戏里的“极地探险家”可以穿着身上货真价实的极地装备直接从伦敦走到北极；最后，他亲自监督舞台灯光配置，设计出能够忠实呈现北极诡异的白天与黑夜的每一小时和夏季永昼的灯光效果。
狄更斯为他那个原本十分戏剧性的人物增添了一股怪异、强烈、含蓄却具体得难以置信的真实感。在其中一幕里，我们其他人企图抓住“渥铎”，阻止深陷剧烈痛楚的他奔下舞台。狄更斯事先警告我们他会“全力反抗”，要我们大家都使出看家本领阻止他。事实证明他的警告稍嫌保守。排练还没结束，我们已经有好几个人受伤挂彩。事后他儿子查理写信告诉我弟弟：“他执拗地奋力挣扎了好一阵子，我们迫不得已只好来真的，就像赤手空拳的拳击手。至于我，身为那群人的带头者，在那场混战中首当其冲，被东推西挤，结果首演前已经瘀肿两三回合。”
到了首演当晚，我跟狄更斯的共同友人约翰·福斯特负责诵读狄更斯在演出前才写成的开场白，希望借由人类内心深处与北极天寒地冻恶劣环境的对照，让观众了解戏剧的宗旨。他在很多小说里都曾采用这种手法。
广阔深邃的无尽奥秘深锁
你我心中，有只探索的手，
测试冰封灵魂的国度，
搜寻北地极心的通路，
软化那寒冬深处的惊悚，
消融那“冰冻深渊”的表层
火车已经到达伦敦，但我没有前往查令十字站，还不急。
当时(以及往后的人生)，我生命中最大的祸患是痛风。有时候它折腾我的双腿，更多时候它会钻进我的脑袋，经常像一块火烫的铁锥停留在我右眼内侧。我凭借坚毅性格对付这股无止无歇(它确确实实不曾让我喘息)的痛楚，外加一种名为鸦片酊的鸦片制剂。
这一天，我去执行狄更斯交付给我的任务之前，先在车站招了一架出租马车去到我家附近那个街角的小药房，因为我很不舒服，没办法再多走一步路。那个药剂师(如同城里和其他地方某些药剂师)很了解我这场对抗疼痛的战役，愿意将止痛剂以只限医生购买的数量卖给我，换句话说，一次一整瓶。
亲爱的读者，我大胆猜测你们那个未来世纪仍然使用鸦片酊(除非医学界发明了更有效的普通药物)，万一没有，那就容我稍加介绍这种药物。
鸦片酊是将鸦片溶入酒精的制剂。过去我还没开始大量购买之前，我会遵照我的医生兼朋友法兰克·毕尔德的吩咐，只在半杯或一杯红酒里添加四滴。之后四滴变八滴，然后是每天两回八滴或十滴。最后，我发现原本就含有酒精的鸦片酊(既是鸦片也是酒)对治这种无以复加的疼痛更有疗效。过去几个月来我开始喝整杯的纯鸦片酊，或直接拿起药瓶就喝，这将会变成我终生的习惯。坦白说，我曾经有一次在自家当着知名外科医师威廉·弗格森的面喝下一整杯鸦片酊，当时我以为他一定能理解我的苦衷。没想到他竟然宣称，这么大的剂量足以毒死餐桌上所有人。那天晚上我与六位男士和一位女士共进晚餐。那次事件后，我不会隐瞒我服用这种灵药的事实，却不再让人知道我使用的剂量。
在我死后的亲爱的读者，请你明白，在我这个年代人人都服用鸦片酊，或者几乎人人都服用。我的父亲原本对所有药物都抱持怀疑态度，却在他生命最后阶段大量使用贝特利滴剂，那是一种强效鸦片。我深信我痛风的疼痛程度就算没有更严重，至少也不亚于他临终前的病痛。我记得我父母的好友诗人柯勒律治曾经在我家为他的鸦片瘾啜泣，也记得我母亲当时给他的忠告。如同我对一些老爱批评我的用药习惯的无礼友人所说，作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创作《拉美莫尔的新娘》时也大量使用鸦片酊，而我和狄更斯的当代作家朋友布尔沃·利顿和托马斯·德·昆西使用的剂量更是远高于我。
那天下午我回到多赛特广场附近梅坎比街9号的自家(我两个家其中之一)，我知道那个时间卡罗琳和她女儿哈丽叶不会在家，赶紧趁机把那瓶鸦片酊偷渡进家门藏起来，当然要先喝个两大杯。
几分钟内我又生龙活虎了，至少精神恢复不少。痛风造成的剧痛还潜伏在我躯体里，伺机还击。但至少鸦片已经暂时减轻了疼痛制造的背景噪声，我的精神不再涣散。
我搭马车前往查令十字街。
《冰冻深渊》的演出佳评如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