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在此我必须暂时打住，向你说明在此之前我曾经如何又为什么跟着狄更斯去做些荒唐的冒险行为。比如说，我曾经跟他登上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还有一次在英格兰的坎伯兰，他差点儿害我死在卡里克山冈。
维苏威火山，只是1853年我、狄更斯和奥古斯塔斯·埃格三个人，一起在欧洲旅游时的诸多小规模探险之一。严格说来，那次的三人行旅游里只有两个单身汉，而且都比狄更斯年轻。可是，那年秋冬时节我们蹦蹦跳跳畅游欧洲时，狄更斯一路上却表现得轻松自在又幼稚，像个拥有大好青春和无限未来的年轻男子。我们走访了狄更斯旧时游历过的地点，最后去到瑞士的洛桑市，在那里听狄更斯的怪朋友昌西·汤森牧师畅谈鬼怪、珠宝和催眠术(狄更斯最喜欢的话题之一)。之后我们出发前往霞慕尼，攀登冰之海冰川，在那里俯视三百米深的冰河裂隙。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原本我以为可以暂时喘口气，狄更斯却马上说要去爬维苏威火山。
火山没有喷发熊熊烈火，他很失望，我敢说失望到了极点。显然1850年的火山爆发释放了火山一部分能量，我们抵达的时候浓烟密布，却没有火焰。垂头丧气都不足以形容狄更斯当时的心情。然而，他立刻组织一支登山队，成员包括考古学家兼外交官奥斯丁·莱亚德，我们毫不迟疑地奔向那座冒烟的高山。
在我们那次攀登之前八年，也就是1845年1月21日晚上，不顾危险的狄更斯就已经一偿夙愿，体验到维苏威的烈焰与硫黄。
那是狄更斯第一次造访那不勒斯，当时的维苏威火山非常活跃。那回他妻子凯瑟琳和小姨子乔吉娜也随行。他们带着六匹上鞍的马，请了个武装士兵当护卫，外加至少二十二名向导，因为当时天候不佳，火山也确实瞬息万变。他们大约下午四点上山，女眷坐轿子，狄更斯跟向导带路。那天晚上狄更斯用的手杖比这天晚上他叮叮咚咚敲在沙德韦尔贫民窟的鹅卵石上的这根鸟嘴手杖来得更长更粗。我相信那天他第一次攀登维苏威火山的步伐绝不会比今晚走在海平线的平地慢。我曾经痛苦又疲累地目睹无数次：狄更斯面对惊心动魄的陡坡时，会把他已经太快的速度加快一倍。
接近维苏威峰顶的圆锥形火山口时，只有狄更斯和一名向导愿意往前走。火山正在喷发，高达上百米的火舌探向空中，硫黄、炭渣和浓烟从雪地和岩石的所有缝隙冒出来。狄更斯的朋友罗奇爬到距离火山口的炽热涡旋几十米的地方，无法继续前进，就在原地大声警告狄更斯，如果他跟向导执意往前走，一定会没命。
当时狂风怒吼，他们在火山口最危险的那一侧，据说光是烟气就足以在海拔再低个几公里的地方置人于死地。但狄更斯坚持要爬到火山口边缘，正如他事后在写给朋友的信函里所说：“要亲眼看看火山内部……望进这座山喷着火舌的腹腔……那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壮观的景象……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更惊悚……”尼亚加拉大瀑布是在此之前他心目中世上最登峰造极、最令人敬畏的自然景观。“旗鼓相当……”他写道，“正如水与火。”
那天晚上登山队其他人，包括惊魂不定的凯瑟琳和乔吉娜(她们都乘轿子到了山上)，都异口同声地说，狄更斯从火山口下来时“身上有五六处火苗，从头到脚都有灼伤”。连夜下山的过程中，狄更斯身上残存的衣物直冒烟。这趟下山之行同样风波连连。登山队来到一段绵延不绝的险恶冰坡，大家为了安全不得不结绳前进，向导也不得不在冰面上砍步阶。有个向导滑了一跤，惨叫着摔下黑暗山谷，一分钟后队上有个英国人也坠落悬崖。狄更斯跟其他人花了一整夜回到山下，始终不知道那两个人的下落。狄更斯后来告诉我，英国人幸运生还，向导仍然生死不明。
在这场寻找祖德的探险之前十二年，狄更斯拖着我和埃格上维苏威火山，谢天谢地，那次火山很平静，那算是困难度和危险性相对都低很多的出行。那天狄更斯和莱亚德快速往上攀登，于是我和埃格累的时候有机会可以偷偷喘口气。事实上，我们在火山口附近的最佳位置观看夕阳缓缓降到意大利的索伦托岛和卡普里岛的时候，在维苏威火山的烟雾和蒸汽遮蔽下，太阳变得浑圆血红，景象极其壮丽。我们举着火把轻松下山，沿途高唱英文歌和意大利歌曲，背后一弯新月慢慢升到头顶。
相较于1857年我们结束在曼彻斯特的《冰冻深渊》演出后不久前往卡里克山岗那次几乎致命(对我而言)的探险，那根本不算什么。
当时狄更斯就像在沙德韦尔贫民窟这天晚上一样，充满一股无法遏抑的能量，那好像是源于某种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不满足。表演结束后几星期，他告诉我他几乎要发狂了。如果我记得没错，他说：“即使登遍瑞士所有高山，经历一切疯狂的事，直到我倒地不起，也只能减轻一二。”有天晚上我们一起用餐饮酒，或严谨肃穆或开怀大笑地谈天说地，隔天一早他派人给我送了封短笺，他说：“我想逃离我自己，因为当我晨起梳洗，心情郁闷地望着自己的脸庞时——就像此刻——我的空虚简直无法想象，难以形容，我的悲惨无比惊人。”我看得出来，他的悲惨不但无比惊人，也非常真实，非常深刻。当时我以为那只是因为他跟凯瑟琳婚姻触礁。如今我才明白，原来主要原因是他对十八岁的小女人爱伦·特南的新情愫。
1857年狄更斯突然告诉我，我们马上要出发前往坎伯兰，因为我们要为我们的杂志《家常话》共同创作一系列有关英格兰北部的文章，要去搜集资料。他把这本书命名为“两个懒散学徒的漫游”。即使身为共同创作者——亲爱的读者，我可以告诉你，其实我是主要创作者——我不得不坦承，最后我们只写出几篇毫无创意又平淡无奇的旅游小品。事后我才知道狄更斯对坎伯兰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他只是想去攀登那座该死的卡里克山，而且他根本不想写什么游记。
如今我才知道，当时爱伦·特南和她的妈妈和姐姐们都在唐克斯特登台演出，那才是我们非理性北上的真正原因。
狄更斯暗恋一个十八岁女演员，对方完全没有察觉他的爱意，如果我因此枉死在卡里克山，这整件事该是多么可笑。
我们从伦敦搭火车到卡莱尔，隔天乘车到黑斯克村，来到“卡洛克或卡里克山，或我在书上读到过的卡洛克或卡里克山岗，我亲爱的威尔基，这山的名称很混乱”。
所以我在卡里克山岗滑了跤。
狄更斯灼热的挫折感和旺盛的体力让他想攀登高山，可是基于某种无人知晓的原因——我相信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必须是卡里克或卡洛克山岗。
人口稀少的黑斯克没有向导可以带我们去到山脚或陪我们登山。当时天候恶劣：酷寒、强风、阴雨。最后狄更斯成功说服我们落脚的那家可悲小旅店的店主充当我们的向导，只不过，那位比我们年长的店主也向我们坦言他“从来没有踏上或爬下那座山，先生”。
我们总算找到了卡里克山，它的山巅消失在低垂的黄昏云层中。我们开始攀登。旅店老板步步迟疑，狄更斯却不断往前推进，前进方向全凭猜测。傍晚时分——随着雾气聚拢过来，周遭只剩薄暮微光——刮起一阵刺骨寒风，我们却继续往上爬。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迷路了。旅店老板说他不知道我们究竟置身山的哪一侧。这时狄更斯就像在舞台上扮演迷途的理察·渥铎时一样，戏剧性地从口袋里掏出罗盘，指出正确方向，我们继续深入幽暗山区。
不到半小时，狄更斯在市区购买的罗盘就出故障了。雨势愈来愈大，不一会儿我们全身湿透，冻得直打哆嗦。我们绕着这座岩壁山岗蜿蜒前进，北方的夜色愈来愈黑。我们找到了看上去应该是峰顶的地方，那是一条光滑的岩石山脊，坐落在无数同样光滑、此时全消失在浓雾与夜色里的岩石山脊之间。然后我们开始下山，完全不知道我们的村庄、我们的旅店、我们的晚餐、我们的炉火和我们的床铺在哪个方向。
我们就这么漫无目标地走了两小时，冒着滂沱大雨和密实的雾气，外加近乎冥府那种绝对黑暗。我们来到一条阻挡我们去路的小溪，狄更斯却像见到失联已久的朋友般兴奋。“我们可以循着这条溪走到山脚下那条河。”狄更斯对那个不住颤抖、惨兮兮的旅店老板和同样惨兮兮的我说，“真是完美的向导!”
这次向导或许完美，却险阻重重。溪谷这一侧路况愈来愈陡峭，在雨水和刚结冻的冰层作用下，溪边的滑溜石头更是危机四伏，底下的湍急小溪也愈来愈宽阔。我落单了。我脚下打滑重重跌跤，脚踝里像是有什么组织扭伤了。我半躺在水里，疼痛颤抖，腹饥体虚。我对着眼前的黑暗大声呼救，只希望狄更斯和那个浑身颤抖的旅店老板没有走太远。万一他们听不见，我就死路一条了。我试着拄起手杖，却发现脚踝没有一点儿支撑力。看样子我必须沿着溪床往下爬几公里去到那条河，之后——如果我不知怎的猜对了村庄的方向——再沿着河岸爬行几公里才能脱困。亲爱的读者，我是个城里人，我的身体承受不了这种苦难。
真是万幸，狄更斯听见我的呼救，循声折返，看见我躺在小溪里，脚踝已经肿成两倍大。
一开始他只是扶着我，让我单脚跳着走下险峻斜坡，最后他干脆把我扛着走。当时我十分确定狄更斯想象自己是英雄理察·渥铎，抱着情敌法兰克·欧德斯利横越北极荒野到达安全处所。只要他不把我摔下地，我一点儿都不在乎他沉溺在什么奇思怪想里。
最后我们回到旅店。浑身发抖、喃喃有词又低声咒骂的店老板，叫醒他太太为我们烹煮一顿深夜晚餐或凌晨早餐。仆人们把大厅和我们房间的炉火重新燃起。黑斯克这地方没有医生，黑斯克这鬼地方连个村庄都称不上，在我们回到文明世界之前，狄更斯尽他所能帮我冰敷。
我们继续前往威格顿，再到阿伦比，然后是兰开斯特，而后到利兹，沿途假装搜集撰写旅游小说的材料。事实上我得撑两根拐杖才能走路，成天窝在旅馆。最后我们到了唐克斯特，这地方才是我们这一路走来真正的、秘而不宣的(或者说狄更斯秘而不宣的)目的地。
我们在唐克斯特欣赏了几出戏，包括爱伦·特南短暂露脸的那场。隔天狄更斯跟特南一家人一起去野餐，而且(如今我非常肯定)单独跟爱伦·特南散步很长时间。他们在那次散步过程中聊了些什么，有些什么情感表白而后被拒，至今仍然是个谜。我只知道狄更斯从唐克斯特回来后心情恶劣得几乎想杀人。我想跟他约时间一起到《家常话》办公室完成这本内容贫乏的《两个懒散学徒的漫游》的写作与编辑，狄更斯给我一封不寻常的私人回函，说道：“……唐克斯特那场不愉快还紧紧揪住我的心。我没办法写东西，清醒的时候一直躁动不安，一分钟都静不下来。”
我说过了，当时我并不知道所谓的“唐克斯特那场不愉快”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那件事不久后将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命。
亲爱的读者，我之所以说出这些事，是因为1865年7月那天晚上我有所怀疑，多年后撰写这份手稿的我更加怀疑：我们那个闷热恶臭的夜里那一趟寻找神秘祖德之行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召唤祖德这个幽灵，而是在追寻1857年狄更斯想在爱伦·特南身上找到以及之后一直到斯泰普尔赫斯特事故发生之间那神秘的八年里他想找寻的任何东西。
可是正如卡里克或卡洛克之旅一样，狄更斯这种盲目偏执往往在无意之间害其他人付出惨痛代价，毕竟其他人可能因而受伤或丧命，就像是他的预谋一样。
我们在更黑更臭的贫民区又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某些路段的破落公寓里似乎住满了人，窄巷两侧的黑暗处不时传来低语与啸叫，其他时间里空气中只有我们的靴子和狄更斯的手杖敲在少数几条仍然留有鹅卵石的巷道上的声音。那天晚上我不禁想起狄更斯最新也还没完成的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里即将连载的几章，其中狄更斯安排两个年轻人乘坐马车到泰晤士河边认尸，那具溺毙的尸体被一对以捞尸为业的父女发现并打捞上岸：
车轮向前转动，越过伦敦大火纪念碑、伦敦塔和码头，去到瑞特克里夫，然后是罗瑟希德，最后抵达那些仿佛从高地冲刷下来积累成堆的人类渣垢，就像大量道德污物，暂时停顿在那里，直到被它自己的重量推挤出河岸，沉入河底。
事实上，我就像狄更斯小说里坐在马车上那两个放荡年轻人，没有费心留意我们的行进路线，只是埋头跟随黑彻利探员的巨大黑影和狄更斯的小小阴影。我很快就会后悔自己太不用心。
突然之间，空气中始终存在的那股恶臭有了变化，而且更加浓烈。“呃!”我对前方黑暗中的同伴大叫一声，“我们又靠近河边了吗？”
“更糟，先生。”黑彻利的大脑袋转过来说，“是坟场。”
我环顾四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误以为我们前面不是教堂街就是伦敦医院，可是这条阴暗大道反倒是右边突然变开阔，像一片广大田野，四周有围墙，还有一道铁围篱和大门。附近没有教堂，所以这不是教堂墓园，而是最近十五年来变得相当普遍的市有公墓。
没错，亲爱的读者，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将近三百万名伦敦人行走坐卧在数量不相上下的尸体上，尸体的数量几乎可以确定比活人更多。当伦敦向外扩展，吞并了原本的郊区和村庄时，那里的墓园也一并被收编，而我们数十万又数十万个已故亲属的腐烂遗体就埋在那些地方。比如圣马丁教堂墓园，面积不到二十平方英尺，在1840年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不平静夜晚之前二十五年，收葬了六万到七万名伦敦亡者。如今肯定多得多。
到了19世纪50年代，也就是伦敦大恶臭和夺命霍乱疫情为祸最烈的时期，我们大家都发现这些过度拥挤的墓园会威胁到周遭那些不幸住户的健康。当时——至今仍是——城里所有墓园都遗体满溢。数千具尸体草草掩埋在教堂、学校、工厂和空地底下的浅坑里，甚至就在私人住宅后侧或下方。于是1852年的丧葬法案(狄更斯也协助推动了那次立法)，责成公共卫生局规划对各宗教信徒开放的墓地。
亲爱的读者，或许你也知道，直到我生命的近期，英格兰所有亡者都必须在教区墓园以基督教仪式下葬，几乎没有例外。要等到1832年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我的英国同胞才停止将自杀的死者掩埋在公路底下，还得用一根木桩刺进死者心脏。那项法案允许自戕者的遗体跟其他基督教徒的一起安葬在教会墓园里(真是现代思维与仁慈的最佳典范)，只是有一个条件，死者只能在晚间九点到午夜这段时间下葬，而且不能举行教会仪式。我也应该顺道一提，强制解剖伏法杀人犯尸体的做法也在1832年(多么开明的一年!)废除。到了这个自由年代，就连杀人犯也能进入基督教墓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