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来势汹汹，到了11月，盖德山庄周遭的树木全蜕去了黄叶。冷天也把狄更斯从他的夏日小屋赶回他在大屋子里那间有绿瓷壁炉与熊熊炉火的书房，凋落了他花园里所有的天竺葵，并且在我居住的伦敦市那些低矮灰暗建筑物与街道上方笼罩了一层行色匆匆、低挂天边的灰暗云朵。
随着冬季来到，狄更斯和我各自忍受一波波剧烈发作的宿疾。狄更斯继续对抗他的火车意外事故后遗症，经常感到倦怠，外加从小就困扰他的肾脏疼痛，以及9月在法国“中暑”造成的左半身麻痹。很明显他的健康已经亮起红灯。我跟狄更斯看同一位医生，也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法兰克·毕尔德，虽然毕尔德鲜少论及狄更斯的病情，但我隐约嗅到他的忧心。
我也有我自己的困扰，包括剧烈的风湿症与伴随而来的疼痛、眩晕、关节痛，以及因为我无法减低食量导致连自己看着都觉恶心、日渐发胖的体态，再者就是胀气、抽筋、各种消化不良症状和严重心悸。好像没有人知道狄更斯的问题，但全世界似乎都知道我的病痛。有个法国人通过我的出版商转交一封信给我，说：“尽管所有人都认为你死了，我还是跟人打赌十瓶香槟你还在人世。”如果我一息尚存，他恳求我告知他这个事实。
那年秋天我写信给我母亲：
一转眼我已经年届四十(事实上，我1月就满四十一岁了)，苍苍白发日渐稀疏……风湿和痛风已经是长期以来的熟悉敌人，我可憎的肥胖身材让我臃肿又迟缓，中年最难以忍受的征兆在我身上迅速开疆拓土。
然而，我告诉她，我并不觉得自己老。我没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没有难以动摇的偏见。
亲爱的读者，我还没说起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
我的母亲哈丽叶·格迪斯遇见我的画家父亲威廉·柯林斯时，他们俩年纪都在二十五六岁。我母亲的家族也出过不少艺术家，她和两个妹妹都持续作画，其中一个妹妹甚至进了伦敦皇家学院。哈丽叶·格迪斯和我父亲在我父亲的艺术家朋友为他们的女性朋友举办的舞会上相遇，之后相约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伦敦见了几次面。1821年他们确认彼此都没有发展出其他关系，来年就在爱丁堡成了婚。他们婚后不到一年半我就出生了，也就是1824年1月8日。我弟弟查理出生在1828年1月。
诗人撒姆尔·柯立芝是我父亲的朋友，我清楚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柯立芝来到我家，当时我父亲不在家，他泪涟涟地向我母亲泣诉他的鸦片瘾头日益严重。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或听见成年男人哭泣，他啜泣得太激烈，几乎喘不过气来。我永远忘不了当时我母亲对他说的话：“柯立芝先生，不要哭。如果鸦片真的对你有好处，那么你就一定要服用，你为什么不去找一点儿来用呢？”
最近几年来我数度为自己对鸦片的依赖流下伤心的眼泪时，总会想起我母亲当年说的那番话。
那天我母亲说完那番话后不久，我父亲就回到了家里，我记得当时柯立芝用他沙哑的嗓音对我父亲说：“柯林斯，你太太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女性!”
我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但我父亲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也是杰出人士。我的教名威尔基就是从他的朋友尊贵的大卫·威尔基爵士来的。威尔基爵士是我父亲求学时代的同窗好友，据说我出生后不久他把我抱起来，端详我的眼睛，宣称：“他眼力好。”这话似乎意味着我会继承我父亲的衣钵(套用艺术圈的语词)，可惜——我们很快就会聊到——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弟弟查理才是那个遗传到强烈艺术特质的孩子，后来也获选承袭父志。
我父亲是个杰出人士，结交很多社会精英。年幼时的我——一个大眼睛、性情温和、前额高突的孩子——觉得华兹华斯家族、柯立芝、罗伯特·骚塞和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这些人跟我们熟识、经常出入我们家是很寻常的事。我父亲不但接受诸如弗朗西斯·钱特里爵士、纽卡斯尔公爵、罗伯特·皮尔爵士、托马斯·劳伦斯爵士、汤玛士·希斯科特爵士、汤玛士·巴林爵士、乔治·波特蒙爵士、利物浦阁下这些尊贵人士的委托作画，也经常跟他们往来。
当然，我父亲跟那些大人物相处的绝大多数时间我母亲的确都不在场。我相信我父亲绝不会认为我母亲或查理和我，会让他没面子，但他确实喜欢在自家以外的地方跟那些社会贤达相处。他会定期写信回家，而且经常在描述他离家那几天或几星期里发生的趣事或遇见的人之后，补上几句附言。比如我最近整理我母亲的文件时看到的这一段：
虽然我周遭围绕着友善的朋友、活泼的少女，日子过得无比快活，我还是忍不住想家。我自以为是地认为你应该会为我过着这种清闲生活感到开心，也觉得这种生活可以让我更健康，所以我决心尽情享受它。
我相信他确实尽情享受，只不过，尽管有来自名人的丰厚委托金，他的收入却始终不稳定，时有时无。幸好我母亲勤俭持家，也教导我和查理节俭度日，所以我们还是存了些钱。
我父亲是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他很久以前就矢志杜绝自己的怠惰与不虔敬，对此他的妻小当然也得奉行。有人批评他吹毛求疵，甚至矫枉过正，这对他不公平。他在从某个苏格兰城堡写给我母亲的另一封信里(当时我和查理都还是小男孩)提到：
告诉亲爱的孩子们，他们孝顺父母的唯一方式就是听从父母的一切命令。叫查理找出《圣经》里最强调责任的段落，抄写下来给我。
在另一封写给我和查理的信里(我还保留着这封信，也经常拿出来重读)，我父亲展现了他坚定的宗教信仰：
你们母亲写来的上一封信里提到你们的表现，我非常欣慰。继续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圣灵，让你们继续荣耀父母，如此你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我父亲在信仰上剑及履及，以公开谴责异端的言论闻名。他对自由主义观点的耐受力极低。有一次我们的画家邻居约翰·林涅尔(曾经为我们画过几幅肖像)星期日工作——他把他的桃树和油桃树枝固定在他家的北墙上——被我父亲撞见。我父亲非但将他训斥一顿，还在来访的公理会传教士面前谴责他。另外，我父亲认定林涅尔短少他某个园丁工资，并将此事四处宣扬。后来林涅尔当面质问我父亲，我父亲叫道：“你有没有短少人家工资又有什么大不了，反正你经常做比那糟糕十倍的事!”
所谓比那糟糕十倍的事包括星期天工作以及违背英国国教教义。
我跟我父亲曾经在河岸街遇见他的诗人朋友威廉·布莱克，当时布莱克主动跟我父亲打招呼，还伸出一只手。我父亲假装没看见，我还来不及开口说话就被他拉着转身离开。那是因为当时布莱克另一只手拎着一瓶波特酒。
我二十出头时帮我过世的父亲撰写回忆录，才发现当时那些所谓的大画家是多么嫉妒我父亲。比如我父亲的多年好友约翰·康斯太勃尔，当年他一张乌云蔽天的模糊画作只能卖个几百英镑，而我父亲那些被他讥为“漂亮风景画”与“单调、缺少灵魂的时髦肖像画”一年至少赚进一千英镑委托金。康斯太勃尔的画无人问津(主因在于他老是画些像他的“玉米田”那种不讨喜作品。同一时期我父亲却摸透了顾客和学院的好恶，知道他们喜欢更有装饰价值的东西)。康斯太勃尔挫折之余写了一封后来被公之于世的信件，惹怒了我父亲：“约瑟夫·特纳展出巨幅画作《迪耶普港口》……约翰·卡尔考特好像没有新作……柯林斯照旧画了海岸和鱼，还有一幅里面有一大堆从色彩和形状看来像牛粪的风景画。”
早先我说过，虽然我出生时得到大卫·威尔基爵士的赏识，但我父亲在我们兄弟年纪还小的时候就认定我弟弟查理遗传了他的天赋，因此应该继承他的衣钵。他送我弟弟进私立艺术学校就读。我们到欧洲旅行的时候他花更多时间陪我弟弟，在大教堂(虽然他讨厌天主教堂)和博物馆里为我弟弟解说画作，也安排查理进知名的皇家学院。
我父亲从没跟我讨论过我的未来，也没问过我将来打算做什么，只在十三岁那年给了一个建议，他说我可以考虑进牛津大学，将来进教会从事圣职。
我是十三岁跟家人在欧洲度长假时初尝恋爱滋味的。我记得整整十七年后我第一次跟狄更斯一起重返罗马时，巨细靡遗地对他描述了那段往事。狄更斯听完我的早熟恋情非常开心，事后还向他小姨子乔吉娜转述，他说他只保留了“这段罗曼史如何进展到极致”的细节。狄更斯笑呵呵地说，他描述我跟异性的第一次接触时，只大略告诉乔吉娜：“在那方面我们的威尔基很有爱神丘比特的架势。”听得乔吉娜羞红了脸。
总之，即使我才十三岁，我也没有兴趣进牛津攻读神学。
艺术家的感觉是出了名地敏锐(至少对他们自己的心情而言)，我弟弟查理更是比大多数人更敏感。说他是个忧郁的孩子一点儿都不夸张，他总是愁思满怀，而我父母，尤其是我母亲，把这种长期的郁郁寡欢(近乎愤怒)视为艺术天分的特征。我弟弟也不喜欢妇女或小女孩。
亲爱的读者，容我打个岔请你谅解这一点。如果这本回忆录的出版日期不是设定在遥远的未来，我根本不会提起这件事，但是，正如你可能已经在这本书里嗅出来的那样，查尔斯·狄更斯和他女婿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极度紧绷状态，我猜我弟弟嫌恶女人(即使没有公开唾弃女性)这件小事恐怕是狄更斯对他产生偏见的原因之一。不管这种事在你们的遥远年代如何演变，在我们的年代里，年轻男子长期喜欢跟同性相处胜于异性并不少见。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受教育机会有限，更别提历史上女性明显比男性更难于学习或精通高深学问，也难怪那些好深思、多敏感的男人宁可花时间与精神去跟同性相处。
我记得查理大约十五岁那年，我看见他的速写簿，向来谨慎小心又爱整齐的他当时不知为何很不寻常地把速写簿随手扔在房间里，我取笑他里面的人体速写全都是男性。
查理当场涨红了脸，激情澎湃地说：“我讨厌画女人。你不会吗？你看，女人个个又圆又胖、松垮又下垂。人类身体根本不该是那样。相较于那些可怕的呆滞女性、圆滚滚的肉球和可悲的赘肉，我更喜欢那些结实平坦的臀部、健壮的大腿和强有力的胸膛。”
我正构思着某种像我当时那种十九岁成熟绅士该有的幽默应答，他又接着说：“哥，你也知道，米开朗琪罗在梵蒂冈西斯廷大教堂天花板画的那些女性裸体其实都是裸体男人。就连伟大的米开朗基罗都厌恶裸女!关于这点你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