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在狄更斯巡回表演接近尾声时陪他一程。
菲尔德探长猜得没错，狄更斯听到我要去的消息果然很高兴。我派人送了短笺给威尔斯。这段时间威尔斯跟着狄更斯走南闯北，想必够累的了，他每隔几天还得匆匆赶回伦敦处理他自己的事，再到杂志社协助彻底反对巡回朗读会这个点子的福斯特处理狄更斯的生意。我一天之内就收到回信，而且是以我非常难得见到的形式发出，是一份电报：
亲爱的威尔基，巡回真是太有趣了!谁能料到我们的多尔毕竟是这么棒的旅伴兼经理。你一定会喜欢他的搞笑功夫，我就很喜欢。随时加入我们，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当然，旅费你自行负担。期待你的到来!
狄更斯
我一直很好奇火车事故后遗症对狄更斯目前每天搭火车的行程有什么影响，我们在布里斯托车站搭上往伯明翰的列车，短短几分钟内我就找到了答案。
在包厢里我坐狄更斯正对面。狄更斯独自坐一张长椅，多尔毕和威尔斯跟我坐同一边，但他们忙着聊天，所以当火车速度渐渐加快，想必只有我发现狄更斯愈来愈焦虑。狄更斯的双手先是死命抓着手杖握把，而后又去抓窗框。火车震动加剧时，他会瞥向窗外，然后迅速别开视线，又再一次瞄出去。他的脸因为白天走路晒多了太阳，比一般英国人都来得黝黑，此时转趋苍白，而且开始冒汗。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随身小酒瓶，喝了一大口白兰地，深深吸口气，再喝一口，才把酒瓶放下。这时他点起一根雪茄，转身跟我、多尔毕和威尔斯聊天。
狄更斯外出旅行时偏好抢眼的服饰，甚至古怪，也许还要时髦华丽。此时他穿着厚呢短大衣，外面罩着昂贵的奥赛伯爵式斗篷。他须发花白的疲惫面容和布满皱纹的古铜肤色(白兰地几乎驱走了原本的苍白)从一顶俏皮地斜戴在头上的毡帽底下往外窥探。我在布里斯托车站无意中听见虎背熊腰的多尔毕告诉细瘦稻草人似的威尔斯，那顶帽子“让老大看起来像个现代化的绅士型海盗，一双眼睛里既有恶魔的钢铁意志，也有天使的温柔怜悯”。
我猜那天早上多尔毕也喝多了白兰地。
我们聊得挺开心。这个头等车厢没有别的乘客，其他工作人员已经先行赶到伯明翰去了。狄更斯告诉我，巡回表演刚开始那天，威尔斯对多尔毕进行了非常彻底的交叉检验，测试他的办事能力。在最初几天的都会区朗读会过程中，多尔毕跟煤气和灯光人员先走，只剩威尔斯陪狄更斯搭车。如今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爱丁堡和布里斯托的场次都已经完成，多尔毕果然有两把刷子，那些地方都没有出大纰漏，所以就留下来跟狄更斯同行，狄更斯显然非常开心。后续的巡演城市包括伯明翰、阿伯丁、朴次茅斯，之后就回到伦敦做最后几场表演。
被日后另一位客户——某个名叫马克·吐温的美国作家——形容为开心大猩猩的多尔毕带了一个大型柳条篮上车，此时他从篮子里取出桌布，铺在他带来架在车厢中央的小型折叠桌上。接着他张罗了一桌自助式午餐，菜色包括鳀角水煮蛋三明治、鲔鱼蛋黄酱、冷禽肉和牛舌、罐头牛肉，甜点则有羊乳干酪和樱桃馅儿饼。他帮大家倒了风味挺不错的红酒，还在洗手槽倒满冰块，用来冰镇鸡尾酒。我们其他人还在享用午餐，多尔毕已经开始用酒精灯加热咖啡。无论这个笑容极具感染力、说话带点讨喜的结巴的大块头美髯公私底下是个什么样的人，至少他办事效率极高。
等到冰镇鸡尾酒喝完，又开了第二瓶红酒，我们大家开始欢唱旅行歌曲。过去十年来我跟狄更斯一起在英国或欧洲大陆旅行时，也唱过其中几首曲子。这天火车接近伯明翰时，狄更斯在众人鼓舞下跳了一支欢乐的水手号角舞，我们大家吹口哨为他伴奏。等他跳完已经气喘吁吁，多尔毕为他斟了最后一杯鸡尾酒。接下来狄更斯教我们大家唱德国歌剧《魔弹射手》(Der Freisch tz)里的饮酒歌。这时有一列特快车轰隆隆地奔驰而过，驶往相反方向。强大的气流掀走狄更斯日渐童秃的头颅上那顶可爱的毡帽。平时病恹恹、看似缺乏运动细胞的威尔斯长手臂咻地伸到车窗外一捞，赶在那顶帽子永远遁入乡间之前及时抓住它。我们大家齐声鼓掌，狄更斯满怀感激地拍拍威尔斯背部。
“巡演刚开始时，我在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下损失了一顶海豹皮帽。”狄更斯从威尔斯手中接过帽子戴回头上时对我说，“如果这顶也掉了，我会很舍不得。幸好威尔斯是板球外野守备高手，我不记得他最擅长的是后外野还是后内野，总之他的守备能力是板球界的传奇。他的书架几乎被奖杯压垮了。”
“我从来没打过板……”威尔斯连忙否认。
“无所谓，无所谓。”狄更斯笑着说，又拍拍威尔斯的背部。多尔毕哈哈大笑，那笑声恐怕传遍了整列火车。
到了伯明翰，我算是体验到了这次巡回演出的组织结构和时间掌控。
我住过的旅馆不算少，这类旅行虽然通常都很宜人，但我非常清楚过去这个冬天和春季狄更斯健康状况不太理想，也从个人经验确知这种舟车劳顿晓行夜宿的生活无助于病体的康复。狄更斯曾经对我透露，他左眼始终视力模糊、疼痛不堪；肚子整日发胀，一路上饱受胀气之苦；火车的震动让他作呕眩晕；他在每一站表演时只做短暂停留，往往还没休息够就得上路。这种几乎天天搭车、晚上还有累人演出的日子简直把狄更斯的耐力推向极限，甚至超越了他的承受力。
火车抵达伯明翰，狄更斯一到旅馆还没休息，也没打开行李，就急忙赶往戏院。威尔斯有别的事要处理，我跟多尔毕陪狄更斯过去。
狄更斯在戏院老板陪同下巡视一圈，立刻要求做些调整。戏院早先已经依照他的指示拆除或围起舞台两侧和一部分包厢的座位。此时狄更斯站在他特制的讲台上，又要求撤掉舞台两侧更多座位。全场每一位观众都得在他的直视范围内，不受任何阻挡。根据我的理解，观众不但要能清楚看见他，他也要能跟他们一一对望。
他的先遣人员已经在舞台上架起一块紫红色隔屏，作为他朗读时的背景。那块隔屏高两米，宽四点五米，隔屏跟讲台之间铺了跟隔屏同色的地毯。特殊灯具也已经架设完毕。狄更斯的煤气专家和灯光师在讲台两侧各架设一根高三点五米的直立导管。两条导管上方架着一排横向的煤气灯和锡制反光板。这排灯光被另一块紫红色隔屏遮住，观众看不到。除了这些强力照明之外，两条导管上面还各安装了一盏煤气灯，用绿色灯罩遮挡，光线直射向表演者脸部。
我在这些巧妙灯具和那两盏投射灯底下站了短短一分钟，就觉得那强烈的光线很震慑人。在那种强光照射下朗读，就算我做得到，一定也极度困难。但我知道狄更斯在台上只是假装阅读，几乎从来不看面前的书本。他早已经把他要表演的那数百页文字背得滚瓜烂熟，每一段故事都至少阅读、记诵、修改、增删与排练不下两百次。他开始朗读以后，就会直接合上手边的书，或者在过程中心不在焉、象征性地翻个几页。演出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视线多半穿过那块矩形强光射向观众。然而，尽管台上灯光明亮刺眼，他仍然看得清观众席里的每一张面孔，因为他刻意让戏院内的灯光维持在足够明亮的程度。
我离开狄更斯的阅读桌之前，花了一点儿时间端详这个讲桌。桌面由四根优雅细长的桌脚支撑，高度大约在狄更斯的肚脐位置。这天下午水平桌面上盖着一块红布。桌面两侧设有突伸的小平台：右边那个用来摆玻璃水瓶，左边那个用来放置狄更斯的手帕和昂贵的小羊皮手套。桌面左边还有一块矩形木头，以便狄更斯上身前倾时可以把右手或左手手肘搁在上面，而他也经常这么做。他朗读时通常都站在讲桌左边，根据我过去在伦敦看他朗读的经验，他偶尔会有点儿孩子气地突然往前倾身，右手手肘搁在那块木头上，表达力十足的左手在空中比画着。这么做的目的是让观众感受到跟他之间一股更私人、更亲密的联结。
此时狄更斯清清喉咙，我离开讲桌走下舞台，换他站到讲桌后面，用当晚准备表演的几个片段测试音效。我走到楼上包厢最后一排，跟多尔毕坐在一起。
“老大用他的圣诞故事《马利高德医生》当开场表演。”尽管我们离狄更斯很远，多尔毕还是压低声音说话，“可惜观众反应不够热烈，至少没让老大满意。我应该不必提醒你他是个终极完美主义者。所以他换成其他接受度比较高的作品：比如《董贝父子》里保罗死亡那一幕，还有《尼古拉斯·尼克贝》里的史贵儿先生、太太和小姐的场景；《匹克威克外传》的审判场景；《大卫·科波菲尔》里的暴风雪；当然还有观众永远听不腻的《圣诞颂歌》。”
“是啊，确实听不腻。”我淡淡地说。我发现自己对所谓的“永远听不腻的圣诞故事”有一股前所未见的鄙夷。我还注意到多尔毕悄声说话时不会结巴，多么古怪的恼人病症呀。想到恼人病症，我从口袋里掏出装着鸦片酊的随身小酒瓶，喝了好几口。“很抱歉我不能请你喝这个，”我用正常音量对多尔毕说，一点儿都不担心狄更斯正在遥远的舞台上背诵这段或那段故事，“是药水。”
“我完全了解。”多尔毕低声说。
“《马利高德医生》竟然不受欢迎，我很意外，”我说，“我们刊载那篇故事的圣诞节特刊卖出了超过二十五万本。”
多尔毕耸耸肩。“现场有笑声也有泪水，”他轻声说，“可是老大觉得笑声和泪水不够多，而且没有出现在最恰当的时机。所以他不再用那一段。”
“真可惜，”我一面说，一面感受鸦片酊进入体内时那股轻松暖意，“狄更斯排练了三个多月。”
“老大什么都排练。”多尔毕低声说。
我不太确定自己对多尔毕称呼狄更斯“老大”这件事有什么想法，狄更斯本人似乎很喜欢。根据我的观察，狄更斯非常中意这个高大魁梧的结巴熊经理。我当狄更斯的至交好友已经不下十年，如今我十分肯定这个平凡无奇的戏剧从业人员正在慢慢取代我的地位。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在鸦片酊带来的清明思路下——意识到我、福斯特、威尔斯、麦克雷迪、多尔毕和波希只是一群小行星，争先恐后地抢夺最靠近须发花白、肠胃胀气、满脸皱纹、日渐暗淡的太阳狄更斯的轨道。
我不发一语起身走出戏院。
原本我想回旅馆。我知道狄更斯表演前会回旅馆休息几个小时，可是那段时间他会自我封闭，等到漫长的朗读夜结束后，他才会跟人说话。我发现自己在伯明翰被煤灰覆盖的阴暗街道上游荡，纳闷儿着自己为什么在那里。
八年前，也就是1858年秋天，我陪着狄更斯像傻瓜似的北上疯狂追逐爱伦·特南(狄更斯说我们要为一本共同创作作品《两个懒散学徒的漫游》搜集资料，我信以为真)，差一点儿在卡里克山丧命。回到伦敦之后我决定往剧本创作发展。前一年我的《冰冻深渊》大放异彩，名演员费德列克·罗伯森买了我更早的剧本《灯塔》(正如《冰冻深渊》，狄更斯也曾演出此剧)。1857年8月10日这天，我成为专业剧作家的梦想终于实现。狄更斯跟我一起坐在作者专属包厢里，跟所有观众一起鼓掌。我坦承在掌声雷动过程中起身鞠躬致意。不过，“掌声雷动”也许有点儿形容过当，观众的掌声听起来更像是出于礼貌而非热情。
《灯塔》的剧评同样客客气气，语调温和。就连《泰晤士报》一向温和的约翰·奥森佛德也写道：“吾人不得不做此结论，《灯塔》一剧尽管有诸多优点，却比较像是戏剧性的逸闻趣事，而非真正的戏剧。”
尽管外界评语不冷不热，1858年我还是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套句当时我跟狄更斯都常用的语词——耗尽脑力撰写剧本。
当时狄更斯的儿子查理刚从德国回来，谈到法兰克福一个叫“死屋”的恐怖地点，这激发了我的灵感。我马上动笔，一口气写成一部叫“红色药瓶”的剧本。剧中的两个主要角色分别是疯子和下毒的女人(我向来对毒物和下毒者很着迷)。《红色药瓶》的主要场景就在“死屋”里。亲爱的读者，坦白说我认为这样的场景和布景奇妙至极，满屋子都是盖着床单躺在冰冷石板上的尸体，每具尸体都有一根手指缠绕绳线，线的另一端往上连接到一个挂在上方的铃铛，以免某个“亡者”还没死透。这幕阴森场景会勾起我们对于遭到活埋或遇见活死人这类事情的最深沉恐惧。
我撰写剧本前先跟狄更斯分享构思，写成之后还念了几段给他听，但他都没说什么。不过，他倒是去了一趟伦敦的精神病收容所，搜集一些能够让我剧本里的疯子角色更具说服力的细节。在《灯塔》里有杰出表现的罗伯森答应在奥林匹克剧院演出那个疯子角色。看排演时我非常开心，所有参与的演员也都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剧本无比精彩。他们都赞同我的论点：虽然伦敦的观众已经变得迟钝又莫衷一是，一剂强心针或许可以唤醒他们。
1858年10月11日，狄更斯陪我出席《红色药瓶》首演，并且敲定演出结束后在他少了女主人的塔维斯多克寓所为我和我的朋友举办晚宴，我们一群大约二十个人一起坐下来观赏演出。
结果奇惨无比。虽然我的朋友们为剧中那些病态惊悚情节战栗发抖，大多数观众却低声窃笑。最大的笑声出现在“死屋”那一幕的高潮，因为——正如事后的剧评所言：太过明显——有一具死尸拉响了铃声。
那出戏没有加场。演出后在塔维斯多克寓所的晚宴显得长夜漫漫，虽然狄更斯尽心尽力炒热气氛，甚至不惜取笑伦敦的剧院观众，我还是觉得如坐针毡。因为我后来无意中听见波希这个坏家伙说：那是如假包换的葬礼烤肉[1]。
尽管《红色药瓶》悲惨收场，我并没有打消用作品让我的同胞同时体验到不安、着迷和反感等情绪的决心。在《白衣女人》造成轰动之后，有人问我成功的秘诀，我谦卑地告诉对方：
1. 找到一个中心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