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斯皱着眉头匆匆离开，显然对这个衣着草率态度专横的陌生人很不以为然。我不禁再次感叹，我的人生怎么会跟这个古怪又霸道的警探纠缠不休。
“这雪茄够水平，柯林斯先生，您说是吗？”
那烟草根本就像种植在被遗忘的地窖里发霉的靴子里。“品质一流。”我答。
菲尔德的酒来了。我大脑里那些时时警觉、刻刻谨慎的节俭细胞不情愿地把这杯酒纳入我在俱乐部那张数额已经够庞大的账单里。
“先生，恭喜您好运上门。”菲尔德举起酒杯。
我也举起酒杯，一面跟他碰杯，一面想着这下子卡罗琳终于可以停止抱怨和鬼叫了。坦白说，当时或接下来那几天，我完全没想过可怜的山渥德太太和她始料未及的命运，唯一的例外是我编谎言瞒骗卡罗琳她的死亡原因与地点的时候。
生活在我死后的未来的读者，我想我该跟你聊聊另一个威尔基了。
我猜到目前为止你一直认为这个威尔基是我想象力的产物，或者是我不得不服用的鸦片酊的副作用。其实都不是。
我一生都摆脱不了第二个自我。从小我就以为自己有个双胞胎兄弟陪我玩，也经常跟我母亲提起这件事。长大一点儿之后，我经常听我父亲谈起他教“威尔基”画画，我很清楚他说的那个时间我其实不在家，在那些课程中受益的是我的化身。十五岁时我跟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女性初尝禁果，无意中转头看见另一个威尔基——跟当时的我一样有着明亮双眼、没有胡子，站在阴暗墙角兴趣盎然地瞧着。刚成年那段时间，那另一个我似乎遁入他来自的那个灰色地域。有好几年的时间里，我确定自己终于甩掉他了。
可是到了我这本回忆录里描述的那段时间之前几年，我的风湿性痛风引发的持续性疼痛必须仰赖鸦片制剂缓解，此时另一个威尔基回来了。我们分别的时间里，我的性格变得更温和、更愉快，对人更友善，另一个威尔基却变得更苛刻、更具攻击性。多年以前我初识波希(在他讨得狄更斯欢心之前)时，曾经对他说我“有种挥之不去的诡异感受，总觉得‘有人站在我背后’”。
我从来不排除是鸦片酊将另一个威尔基召回。《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作者托马斯·德·昆西是我父母的朋友，他曾经写道：“如果有个男人‘开口闭口谈的都是牛’，哪天他成了鸦片吸食者，那么他大有可能会梦见牛，只要他不至于迟钝到连梦都不做。”双重身份一直是我在写作与人生方面的执著，我始终感觉有个化身盘旋在现实生活朦胧的边缘地带。鸦片酊这种药物经常被视为通往其他现实世界的有效利器，难怪我开始每天服用以后，我的童年玩伴另一个威尔基就应召前来。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熟悉我的作品，就会发现我的大部分故事和所有小说都有这种身份认同问题。这种现象始于最早的《安东尼娜》(我着手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才二十二岁)，代表善与恶的双重身份游走在我故事的纸页中。我笔下的人物(我想到《白衣女人》里的劳拉·费尔莉和我下一部作品《无名氏》里的玛德莲·范斯东)被冷酷又残暴地剥夺真实身份，不得不寄宿在别的姓名、别的心灵、别的面貌的空洞躯壳里。
我小说里的人物即使获准保有原始身份，也经常不得不对外隐瞒，或冒用他人姓名，或者因为视力、听力、口语能力或肢体的丧失而失去自己的身份。我的人物经常会发展出全新性格，随着我鸦片酊剂量的增加，这种身份转换也愈加频繁。
狄更斯鄙视我作品里的这种特色，但我的读者显然很喜欢。附带一提，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执著于描写“另一个自己”或双重身份、双胞胎与身份混淆的作家：有个叫莎士比亚的摇笔杆家伙比我更常运用这类主题和创作手法。
早在祖德这场噩梦还没开始以前，我就经常纳闷儿：我是不是因为欠缺某些存在于另一个威尔基身上的特质，所以比较不被看重。比方说我的名字，或者该说别人如何称呼我这件事。
虽然菲尔德和他那些探员不嫌麻烦地称呼我“柯林斯先生”，但其他所有人好像都叫我威尔基。偶尔我会称呼狄更斯“亲爱的狄更斯”，但我的朋友们不会叫我“柯林斯”。他们就是直接喊我“威尔基”，仿佛我在大家心目中始终是个孩子。就连小孩子也不例外：凯莉从小就喊我威尔基；狄更斯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也都喊我威尔基，除非狄更斯或乔吉娜命令他们使用尊称。俱乐部里那些人即使彼此相识多年，也绝不会直呼对方的教名，却会在初见我时毫不见外地喊我威尔基。
这也太奇怪了。
那天晚上我偷窥狄更斯跟祖德和另一个威尔基谈话后快速逃离，隔天吃早餐时我对狄更斯说我梦见了那样的情景。
“那是真的呀!”狄更斯叫道，“亲爱的威尔基，你也在现场!我们聊了几小时。”
“我完全不记得谈话内容。”我感觉皮肤上竖起无数冰凉细针。
“也许这样比较好，”狄更斯说，“有时祖德会用他的催眠能力抹去谈话对象的部分或全部记忆，只要他认为这些记忆会让他或对方遭遇危险。当然，这种记忆抹除对我无效，因为我跟他一起施行这种催眠术。”
我心里挖苦地想着，跟真的一样!说出口的却是：“如果那场梦是真的，那次会谈也是真的，那祖德怎么进来的？我记得所有门窗都关紧锁牢了。”
狄更斯笑笑，拿起第二片吐司开始抹柑橘果酱：“亲爱的威尔基，这点他没有告诉我。根据我过去两年来的了解，祖德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
“你是说他就像某种鬼魂？”
“不，威尔基，一点儿也不。”
“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口气不太好，“那‘几小时’我们都聊了些什么？祖德要我忘掉的是什么？”
狄更斯略显迟疑，最后他说：“我会告诉你，不过我觉得最好过些时候再说。亲爱的威尔基，有些迫在眉睫的事你暂时还是不知道比较好，还有些事为了你自己的声誉，最好也别知道……比方说，如果哪天你需要告诉菲尔德你没见过祖德，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计划时，就不必说谎了。”
“那么昨天晚上，他，或者你，又为什么要告诉我？”我追根究底。我还没服用我的晨间鸦片酊，我的身体和脑袋都极度渴望。
“为了征求你的同意呀!”狄更斯说。
“同意什么？”我简直快翻脸了。
狄更斯又笑了，用一种叫人吃不消的神情拍拍我的手臂：“再过不久你就知道了。等这些事都过去，我就会把昨晚的谈话内容一五一十告诉你。我跟你保证。”
尽管我根本不相信狄更斯、祖德和另一个威尔基之间有什么秘密会谈，但我也只能暂时罢手。这件事很明显只是狄更斯在利用我的鸦片酊幻梦遂行他个人难以理解的目的。
或者另一个威尔基有他自己不为人知的目的或计划。想到这里，我的皮肤更加冰凉。
1867年9月初，我们搬进了格洛斯特街90号。为了付八百镑租金，我不得不向几个金主融资。但菲尔德说得没错，屋后马厩那批畜舍是可以转租获利的。我租给一名拥有四匹马的妇人，一年租金四十镑，只是她从不准时缴纳租金，害我伤透脑筋。
格洛斯特街这栋房子比我们在梅坎比街那间更为宽敞豪华。屋子本身远离大马路，是连栋的五层楼建筑，房间数量足以容纳比我们人口更多、仆役规模比我们那区区三名训练不足、效率不佳兼无处可去的可怜用人更大的家庭。如今我们有充足的房间可以接待为数众多的客人。一楼的用餐室比梅坎比街那间大上三倍，用餐室内侧有间舒适的房间，就充作我们家的私人客厅。我搬进去以后马上把一楼那间L形客厅据为己有，充作我的书房。虽然门外人来人往，干扰不免，比如客人路过、用人打扫或卡罗琳在邻近的客厅忙她的事，可是这房间有超大壁炉、挑高窗子，位置在整栋房屋正中央，空气流通，一点儿都不像我的梅坎比街书房，一关上门就无比阴暗。我只希望另一个威尔基不会跟着我们搬进来。
房子的整修工作到晚秋时节大功告成，成果令我十分满意。我理所当然拥有大量藏书和画作，这栋房子墙壁上那些镶板比梅坎比街那些糊了壁纸的阴暗壁面更适合展示我的收藏。
我有一张我母亲少女时代穿着一袭白洋装的画作，是画家玛格丽特·卡本特的手迹，我把它挂在书房。我母亲没见过它在我书房的模样，因为我不方便邀请她到我和卡罗琳同居的家。我在一封信里跟她提起那幅画，说：“经过这么多年，现在的你跟画中的你没有两样。”这其实是假话，毕竟我母亲已经年过七十，岁月不饶人。
我书房里还有一幅我父亲的画像，以及一幅他描绘索伦托岛的作品。另有两幅巨型画作挂在我书桌左右两侧，也都出自我父亲之手。书房里另一面嵌有镶板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我年轻时的肖像画，是我弟弟查理帮我画的，另一幅我的肖像画则是画家约翰·米莱斯的作品。至于我自己的作品只有一幅，是求学时期的作品《走私者的天堂》，我将它挂在用餐室。
虽然狄更斯和我们其他朋友很喜欢煤气灯这种时髦玩意儿，但我个人不太能接受。因此我在格洛斯特街的房间、书本、帷幔、写字桌和画作跟先前的住家一样，仍然利用蜡烛或煤油灯照明。我喜欢烛光和壁炉火光投射在所有物品上的那股柔光，尤其是照在坐在壁炉或餐桌周遭的人脸庞上时的效果，所以永远不会用煤气灯那种毫无人情味的强烈光线取代它。尽管在烛光或油灯下写作经常让我头痛欲裂，不得不服用更多鸦片酊，但为了营造家里的温暖氛围，这种代价很值得。
那栋房子尽管外表看上去格局宏伟，过去在已故的山渥德太太手上时却有点儿年久失修，因此需要一整组工人进行粉刷、维修或安装管线、拆掉隔板，还得重新镶墙板、贴瓷砖，把屋子内部的装潢提升到知名作家宅邸该有的水平。
我因应这场整修浩劫的第一步就是停止所有社交活动，不宴客也不接受邀宴。我的第二个步骤是暂时舍弃格洛斯特街90号的舒适生活，接连几星期在我母亲的绍斯伯勒小屋或盖德山庄留宿并创作，把又脏又烦的监督工作留给卡罗琳。正如我9月10日——也就是搬家隔天——写给我朋友费德烈克·雷曼的信上所说：“我必须迁出旧居，还得寻找新房子，要谈妥新房子的租约，要咨询律师和资产管理人，要雇用装修工人，忙碌之余还得勤于笔耕，一日不懈怠。”
那年秋天气候挺暖和，我跟狄更斯那篇《禁止通行》的共同创作多半在他的小屋进行。狄更斯将他小屋二楼的长形工作台改成双人写字桌，可以容纳两人并坐。我们经常连续几小时伏案创作，周遭只有蜜蜂的嗡嗡声和我们偶尔提出意见或疑问的低语声打破安逸的秋日静谧。
早在8月底时，狄更斯寄给我一封短笺，其内容正足以说明我们共同创作过程中轻松自在的意见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