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没多久以前，也就是太阳刚升起不久，我把我坐着休息的那张安乐椅旁边的灯关掉后，我还在写这些东西，顺便写了这张字条给毕尔德：“我快死了，方便的话过来一趟。”
我写那张字条的时候并不认为我快死了，但我现在真的觉得很难受，随时可能会开始最后的死亡，而优秀的作家会预做安排。晚一点儿我也许没有力气再写那张字条，所以要事先准备好。我还没把字条送出去。今天卡罗琳不在家，等会儿我可能让玛丽安或哈丽叶送过去给毕尔德。毕尔德如今也跟我一样老迈疲惫又衰弱，不过他不需要赶远路。我从卧室窗子这里就能看见他家。
这时候你很可能会问：你到底什么时候写的这些东西？
亲爱的读者，打从我们展开这段旅程以来，我将首度回答这个问题。
我为你撰写这份长篇手稿最后这一部分的时间是1889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今年夏天我病了，但还是继续写这本回忆录。秋天来的时候，我觉得健康大有起色。9月3日我写了这封信给雷曼：
我睡着了，医生禁止家人吵醒我。医生说睡眠是我的药物，他觉得我的病情很乐观。别管那些墨水渍，我的手还稳得很，只是我晨袍袖子太宽。亲爱的老朋友，暂时别过，也许我们真的会老当益壮。
可是我写那封信的隔周，除了诸多痼疾，呼吸道还发了炎。尽管亲爱的毕尔德没有明说，我看得出来他已经不抱希望。
我相信你看到了我留给你的这份手稿最后几章那些墨水渍，我知道你能谅解。我晨袍的袖子真的太宽。再者，跟你说句我不会对雷曼和毕尔德和卡罗琳和哈丽叶和玛丽安和威廉·查尔斯说的实话，我的眼睛和我的手部协调已经大不如昔。
就在1889年的5月，有个没礼貌又爱打听的年轻记者直接问我，我长期使用兴奋剂的传闻是否属实，我这么回答他：
我写小说三十五年了，我习惯性释放伴随脑力工作——法国小说家乔治·桑声称这是所有劳累工作之中最令人沮丧的一种——而来的压力，一段时间用香槟，另一段时间就用白兰地(老干邑)。如果活到明年1月，我就六十六岁了，此刻我还在写另一篇小说。在这方面我自有定见。
在这个凉爽的9月23日，我相信我活不到明年1月，也听不见我生日那天的六十六响钟声。但我已经比我滴酒不沾的父亲多活了漫长的五年，也比我亲爱的弟弟查理多活大约二十年。查理在世时鲜少使用兴奋剂，顶多就是偶尔啜饮几口威士忌。
查理在1873年4月9日过世。他死于肠胃癌症。狄更斯生前一口咬定查理得的是癌症，只是我们大家一直不肯相信。我唯一的安慰是，查理终于一病不起的时候，狄更斯已经死了三年。万一我必须忍受狄更斯幸灾乐祸地嚷嚷着他对我弟弟的诊断多么正确，我恐怕非得杀了他。
我该不该约略叙述一下狄更斯死后这十九年来我的生活情况？亲爱的读者，那好像不值得浪费你我的时间，也不是这本回忆录的目的与重点，我相信你也不感兴趣。这本回忆录写的是狄更斯和祖德，你好奇的也是他们，不是你卑微、不值一提的叙述者。
简单来说，1870年初秋卡罗琳·G回到我格洛斯特街90号的家，就在……就在狄更斯死亡，而她当时的丈夫失踪的几星期后。那段时间乔瑟夫·克罗的母亲多次中风，似乎根本没人发现他和他太太都失踪了。有些好奇人士随口打听了几句，可是克罗夫妇的账单都付了，债务也清偿了，房子的租金付到7月底。人们发现他们失踪以前，房子已经整理干净，没有留下任何衣物或私人用品，房子和里面的几件廉价家具重新回到出租人手中。即使有人认识克罗夫妇，也都猜测酗酒成性的克罗和他郁卒的妻子迁居他处了。克罗那些流氓朋友都以为时运不济的克罗和他那个经常意外受伤的妻子搬去澳洲，因为平时克罗只要几杯黄汤下肚，就告诉他们有一天他会不告而别。
到了1871年3月，我重新在教区记录里正式登录卡罗琳·G太太为我的管家。凯莉很高兴她母亲终于回家来，据我所知，她从来没问过她母亲是如何摆脱不幸的婚姻的。
1871年5月14日，“马莎·道森太太”生下我的小女儿哈丽叶(当然以我母亲的闺名命名)。马莎跟我的第三个孩子——威廉·查尔斯·柯林斯·道森——生于1874年的圣诞节。
我几乎不需要告诉你马莎每次怀孕生产后都变得更胖。威廉出生后，她不再假装想甩掉像大片猪油似的挂在她身上的肥肉，也好像不再在乎自己的外表。我曾经描写过马莎，说她是我喜欢的那种女孩的典型：“那种吃牛肉长大的胖嘟嘟英国女孩。”可是牛肉养出来的肥肉难免有可预期的结果。如果有人要求1874年的我重写那个句子，它就会变成：“她是吃女孩长大、胖嘟嘟的巨大英国牛肉的完美典型。”
就算卡罗琳听说过马莎和孩子们的事，甚至知道我把他们都迁移到道顿街，好让他们住得舒适些，也离我近些，她从来没提起过，也没让我知道她知情。就算马莎知道1870年以后卡罗琳又回到格洛斯特街90号(或这几年的温波尔街)跟我同住，她也没提起过，也没让我知道她知情。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想知道狄更斯死后我的文学创作进展，我可以用一个残酷的句子为你做个总结：世人认为我的事业与人生一帆风顺，我却一直很清楚，我的事业与人生携手并进，迈向一塌糊涂的惨败。
一如过去的狄更斯，我终于开始举办公开朗读会。朋友们都说我的朗读会轻松愉快又精彩。我自己知道——英国和美国那些直言的评论家也都这么说：我朗读时语调含糊、了无生气、支离破碎。
一如过去的狄更斯，我继续写小说，尽可能将它们改编成剧本。每一本书都比前一本更蹩脚，所有的书都比我的杰作《月亮宝石》更逊色。只是，多年以来我一直都知道《月亮宝石》根本不是什么杰作(是那半部《艾德温·祖德疑案》让我看清了这点)。
或许我的不受欢迎——事实就是如此，未来世界的读者——是从狄更斯逝世几天后开始的。当时我私下跟查普曼与霍尔出版社的费德列克·查普曼联络，我说只要他们愿意，我可以为他们完成《艾德温·祖德疑案》。我告诉他们，虽然那本书后半部内容没有现存笔记——这是事实，狄更斯并没有在任何纸页空白处或蓝色纸张写下《艾德温·祖德疑案》未完成部分的大纲——但狄更斯过世之前曾经私底下向我(而且只有我)透露过相关情节。我，而且只有我，有能力写出《艾德温·祖德疑案》的后半部，我只要求微不足道的费用和列名为共同创作人(正如我们早期那些共同创作的作品一样)。
查普曼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大动肝火，直言不讳地说，英格兰没有任何人——不管他多么有才华，或自以为多么有才华——能够取代查尔斯·狄更斯的地位，就算我口袋里有上百条完整的大纲也一样。“宁可世人永远不知道谁杀了艾德温·祖德，如果艾德温·祖德果真死了的话，”他写信告诉我，“也不能让平庸之辈狗尾续貂。”
我觉得他用的成语既不贴切又很可笑。
查普曼甚至信誓旦旦地说，有关我的提议他会保密到底(也提醒我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以免如下后果：“你会不可避免又无可救药地遭世人唾弃，也必定被看成、被认定为全英格兰、全大英帝国和全世界最放肆的人。”
一个出版商兼编辑表达能力竟然如此差劲，写出这种残废句子，我到如今都想不通。
可是那时候确实开始出现不利于我的传闻与耳语，也正是那个时期——如我所说——公众对我的憎恶排山倒海而来。
一如过去的狄更斯，我到美国和加拿大办了一系列朗读巡演，时间是在1873年到1874年，客观来说，那场巡演是彻底的灾难。巡演还没正式开始，一路上的轮船、火车和马车的奔波已经把我累垮。美国观众好像跟英国观众见解一致，认为我的朗读欠缺活力，甚至口齿不清。巡演过程中我身体始终不舒服，到最后就连大量的鸦片酊——我发现在美国寻找并购买这玩意儿出奇地困难——也无法为我带来精力和愉悦。美国观众都是白痴，那一整个国家都是老古板、女学究和乡下草包。对于卡罗琳跟我一起出游，法国人一点儿意见都没有，美国人却完全无法接受我的巡演团体里有个不是我妻子的女性。因此，在美国那漫长的几个月里，我必须独自忍受旅途的劳累、身体的病痛和每晚在舞台上的屈辱，都得不到卡罗琳的慰藉与协助。
我也没有多尔毕来帮我打理巡演时的生活琐事。我雇来代替我督导我某一出戏在纽约与波士顿的上演事宜——我配合朗读巡演安排的首演——的经纪人满脑子只想敲我竹杠。
1874年2月，在波士顿和美国人称为新英格兰那块单调白色帆布地图上的几处郊区疙瘩，我跟多位美国文学圈与知识界的引航光相聚，比如朗费罗、马克·吐温、诗人惠蒂尔、医生作家奥利弗·霍姆斯等人，我不得不说，如果这些人就是“引航光”，那么美国文学圈与知识界的光芒实在非常暗淡。(不过，我倒是很喜欢霍姆斯为我撰写并当众朗诵的赞美诗篇。)
当时我就明白——至今依然相信——那些争先恐后来看我或花钱买票听我朗读的美国人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我曾经是狄更斯的朋友兼合作伙伴。狄更斯是我永远摆脱不掉的鬼魂，是我每次走近一扇全新的门的时候，必然出现在门环上的马利脸庞。
我在波士顿见到了狄更斯的老朋友费尔兹和他太太，他们带我出去享用一顿美味晚餐，又带我去欣赏歌剧。但我看得出来安妮·费尔兹不太喜欢我。所以，不久后我读到她私底下描写我，却迅速登上媒体的文字时，丝毫不感到惊讶：
个子矮小，体型怪异，额头和肩膀过大，跟身体其他部位不成比例。他口齿伶俐，谈吐有趣，内容却乏善可陈……一个在伦敦社交圈备受推崇与宠爱的男人，饮食不知节制，百病缠身，为痛风所苦，简单来说，不是人类的完美典型。
总而言之，我在美国那几个月里唯一享受到人情温暖又放松的时刻，就是我南下宾夕法尼亚州夸克镇探访故友法裔英籍演员费克特那段时间，他就是送狄更斯瑞士小屋那个人。
费克特已经变成酒鬼兼满口胡言乱语的偏执狂，这个曾经出类拔萃(相貌不算太俊美，毕竟他擅长反派角色)的演员如今无论外表或举止都显得粗俗又自满。他离开伦敦之前跟剧院里所有合作伙伴都起过争执，当然，那些人都是他的债主。他也跟他的女主角夏绿蒂·列克莱克吵架，甚至公开羞辱她。后来他到美国宾州娶了一个叫莉琪·普莱斯的女孩，她也是演员，但才华平庸。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告诉普莱斯小姐，费克特在欧洲已经有妻子和两个小孩。
1879年费克特肝硬化死亡，根据伦敦的一份讣告，当时他的处境是“遭到全世界鄙夷并孤立”。他的死对我是一大打击，因为他死亡前六年我去夸克镇拜访他，他又再一次跟我借钱，始终没有还清。
去年我写这本(墨渍斑斑的)回忆录时，或者是前年1887年，总之是在我从格洛斯特街90号(埃格妮丝开始尖叫，我觉得不只我一个人听得见，因为魏博太太和其他仆人无论如何都不敢靠近那扇封死的门)搬到我目前居住(兼等死)的温波尔街82号现址后不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