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文兄
我望着你走下楼梯、转过走廊拐角，然后就回了办公室。办公室里只剩下一个职员，而且他也穿好大衣了。“社长，再见。”——他向我打了声招呼，我也说了声“再见”。然而，这声告别并不是仅仅对他一个人说的。
我来到桌前，因为我必须给你写封信。虽然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觉得这样显得有些恋恋不舍，不过，我还是拿起了笔。这次的事件，若有其他人被怀疑成凶手，我也将寝食难安。虽不知你会否答应，但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倘若没人被怀疑成是凶手，希望你尽量不要公开这封信。
你方才佯作不知的样子相当有趣，还说“只交谈了不到两分钟”。我起初并未在意，竟相信了你的这番话，但说着说着，我就逐渐明白了——你已经知道了我的真正身份。
即便如此，在提笔之前，我也曾无数次想过——“等等，说不定陶展文并不知道呢？”当然，这不过是我心存幻想的猜测罢了。你的话令我不得不彻底觉悟。无论我多少次重复自问自答，幻想成真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一切都崩毁了。
你说你同乔玉只交谈了不到两分钟，那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趁她心情不佳之际，花了很多时间，将想问的事情打听清楚。你布下了一个陷阱，那是一个闪闪发光的精致的陷阱，或许连你自己看着它都会感到沉醉。不过，我并不想恬不知耻地跳进你的陷阱，你可能也不期望如此。你的话语中曾多次不经意地流露出这样的想法，而我当时看你的目光也的确颇带感激。
我们只是泛泛之交——不，或许连交情都谈不上。可是，你却将我视为朋友，对我心怀怜悯。又或者，只因我们同为中国人，你不忍看我踏上那个满是冷酷锋刃的陷阱。也许是我想太多了，可能你只是太讨厌我，害怕我丑恶的血液玷污了你那闪亮的陷阱。但即便当真如此，也没关系，我喜欢你。在仅存的这几个小时里，除你之外，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不知为何，我能从你身上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包容。虽然这样会给你添麻烦，但我希望能在你宽广胸怀的包容之下死去。
我想，你已从乔玉口中问明了我的事情。曾经的上海兴祥隆银行董事长李源良——并不是我，我只是他的秘书，本名李东昌。现在，这个名字让我觉得无比眷恋。
兴祥隆银行是李源良之父所创，家父则辅佐其父，功绩卓著。我和李源良自小便在一起长大。虽然我们的父亲结成了同志般的关系，但或许是周围人有意为之，两个儿子之间却近似于主仆的关系。从小学到大学，我们都是同班。虽然不值一提，但我的成绩一直比他好。他经常将作业之类的推给我做。不过，他一直极为稳重，并非暴君之流。只是，当他说“作业就拜托你了”时，他坚信自己不会遭到拒绝，而我也无法拒绝他的要求。说句不好听的，若非和我在一起，他恐怕连大学都无法毕业。
步入社会以后，我们仍在一起。李源良注定是会坐上银行董事长的宝座的。虽说是银行，但并没有推行近代化体制，董事更换还是一如既往地实行世袭制。我的未来注定也要和父亲一样，成为银行的干部。踏入社会伊始，李源良便是董事长实习生，我则被安排在背后辅佐他。说到辅佐，那自小便是我的职责。
提到操纵李源良，那是我的拿手好戏。在很小的时候，我还时常觉得难以应付，但随着长大，就逐渐变得轻松起来了。长大之后，他也清楚自己才能有限，便干脆决定——将所有事都交给李东昌，肯定没错。他也曾多次贸然独力而为，均以失败告终。等到大学毕业，他就不再那样冒险了。结束学业后，他立刻成了董事之一，需要出席会议。不过，他在会议上所作的发言都是我事先告诉他的。听了他在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大家都很钦佩，纷纷称赞“少爷真有见识”，他的父亲自然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人们将他大夸特夸，说李源良很快就会超过其父亲，成为一个大人物。表面上，受到称赞的是李源良，但实际上却是我李东昌。由于李源良被视作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负责经济方面的报刊记者便前来找他做访谈，他却这样说道：“访谈这种形式太过松散，不如我写下来给你吧！控制在多少字内为宜？”——如此一来大大节省了时间，记者不禁大喜过望。李源良也很聪明，这样做就不必担心因说错话而露出马脚。而且，他根本无须绞尽脑汁写文章，这些一直都是我的工作。
你也许会想——这个可怜的人竟会被资质不如自己的同年人使唤。其实，你大可不必如此同情我。表面上是他在使唤我，但换个角度来看，可以说他才是被使唤的人。因为若没有我，他什么都做不了。相反我甚至很满意自己的地位。我的满腹经纶——这样说有些夸张——总之，我的一些想法通过李源良渐渐得到实现。对青年时代的我而言，已经心满意足。为了我的名誉，我先声明——我对地位之类的渴求并不强烈。
当时我和中国所有的知识青年一样，也是个热血的爱国青年。要想唤醒濒临衰亡的祖国，首先便应该增强国家的实力和财富。于是，凭借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我描绘了一个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美梦。在学生时代，我曾偷偷地以《中国经济发展纲要》为题，制订了一个惊人的庞大计划。按照我的计划，天津会成为拥有十五个防波堤的不冻港，扬子江河口处将建设一个取代上海的大都市。
就这样，学生时代的我整日沉浸在浮躁的幻想中，编织着可笑的春秋大梦。然而，步入社会之后，我却得到了一个基础牢固的真实舞台，足以让我大展身手——那便是兴祥隆银行。虽然实现我梦想的舞台规模变小了，但它却让我为梦想所画的每一笔都变得清晰明了。若是境遇平凡的青年，只怕会因此而经历一次挫折，以致于理想破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梦想如淡淡白雪般在现实面前消融无踪。摊开在他面前的是枯燥的账簿，眼中充斥着灰色的数字，耳畔回响的都是无聊的算盘声。但幸运的是，我是辅佐李源良。他并不是一个境遇平凡的青年，而是从几十万人中被选出来的唯一一个幸运儿。可是，偏偏正是这样的家伙经常却无法利用其境遇的恩宠，李源良也不例外。因此，我就代他好好利用了一番。
李源良本质上是享乐主义者。他喜欢悠闲度日，比如拉小提琴或是画画。但音乐也好、美术也罢，他都不会一门心思地深入钻研，只是出于娱乐而已。此外，他对当时逐渐兴起的话剧也很有兴趣，便与同好一道组建了业余剧团，并以演员的身份登台表演。尽管只是同学校演出差不多的水准，但他也算得上是一个高明的演员。小提琴和画具对他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帮助，但唯独演技，在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了正面影响。当他在会议上陈述我教给他的意见时，他总是能成功地表现出与该意见持有人相符的态度。
我的意见通过李源良之口说出，并非总能得到认可。因为精打细算之下，相较于不稳定的民族工业家，向那些囤积棉花的投机业者们融资要有利得多。但慢慢地，银行干部们开始清楚继任董事长所持态度为何了。李源良是即将支配整个银行的大人物，任何人都不会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所谓的“大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我。就这样，我慢慢地替银行的干部洗脑，静待时机。
李源良的父亲死后，我的时代便到来了。我得到了银行的完全控制权，但我并未谋取董事长的职位，而是成了李源良的秘书——这样就足够了。如今，李源良就是我，我就是李源良。
自李源良就任董事长后，兴祥隆银行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世人都认为这是因新董事长的性格所决定的。我还记得，某家报纸刊登了这样一则评论——“年轻的董事长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似乎已决意率领兴祥隆银行成为民族产业的支柱。然而，这位年轻的董事长恐怕很快便会醒悟到自己选择了一条多么困难重重的危险之路。”另外一家报纸则这样写道——“年轻的独裁者李源良莽撞地冲上了一条荆棘密布的道路，很快，他就将变得浑身鲜血淋漓。”自然，被这些评论激起发奋之心的并不是李源良，而是我。李源良当时只是一边将烟灰弹在报纸上，一边若无其事地说笑道：“呵呵，这帮家伙尽散布些陈词滥调来攻击我。”
李源良是我的面具，通过这个面具，我成了银行的独裁者。其中既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当失败时——比如贷款的工厂破产，人们就会冷笑——“看吧，活该！”但冷笑也好，白眼也罢，李源良一概置若罔闻。因此，人们愈发将他视做境界极高的大人物，却并未看见真正的统治者在后台咬牙切齿地流下懊悔的泪水。当成功时，那些人就会纷纷称赞——“哎呀，不愧是李源良，真是胸怀大度的俊杰之才，比他老爸还要厉害！”李源良则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在董事长室里打开速写本，聚精会神地为桌上的墨水瓶写生。那些人并不知道，满脸喜色的木偶师为了不让观众听到，正在极力忍住喜悦的呼声。
我之所以絮絮叨叨地说这些，是想让你知道，李源良的所作所为其实全部都属于我李东昌。
当南洋的席有仁面临事业危机，被所有银行拒之门外，最后不得不来向兴祥隆银行寻求援助时，他想必早已不抱任何希望。当时，我和李源良同在避暑地，但并非在游玩。李源良吱吱嘎嘎地拉着小提琴，我则在一旁研究席有仁的融资申请书（或许应该称作恳求书），并且仔细审查了关于新加坡瑞和企业的调查资料。兴祥隆银行的地盘仅限于上海一带，我当时刚好在想，是时候与南洋建立关系了。但为了在南洋华侨中间拥有立足之地，就向当前生意兴隆的企业低头，这种做法太过愚蠢，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虽然会走弯路，但我们必须抱有慢慢培养的决心不可。我从很早以前就有这种想法，因此便觉得席有仁的申请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那是一种赌博，而且是极其危险的赌博。
我自言自语道：“搏一把吧……”李源良就在旁边，但我并未同他商量，凡是工作上的事从来都是我一个人拿主意——“好，搏一把！既然要借，就不能吝啬，只能维持一时的金额是不行的，必须超过席有仁申请的金额——必须要保证能从根本上令瑞和企业重新站起来，以谋图更大的发展。”
李源良停止拉小提琴，开口说道：“又要赌了？”他的话中既无嘲讽，也无抗议，“如若失败，人们会说什么呢？希望他们能发明些有趣的新词汇。”——他只关心这些。我将盖有董事长批准印章的文件交给了银行，就是这份文件拯救了席有仁。董事长的印章一直由我保管，而且他的所有信件都是我写的。到了后来，甚至连银行职员也将我的字当做是李源良的笔迹。
席有仁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怪物。得到融资的认同书后，他便立刻返回新加坡，专心致志地开始着手企业重建。一年后，他便将贷款悉数还清。为了还钱，他亲自来到上海，但李源良和我当时正在欧洲旅行，视察业务。准确地说，李源良是去各个美术馆、剧场和音乐会，我则是去视察各地银行。
席有仁得到融资后，每月都要对其事业状况作两次详细的报告，简直殷勤得过度，而且每次都会说些感谢的话。可以说，只要是这个世界上有的所有感谢的表现方法，皆已被他收罗殆尽。我一般每收到三次就写一封回信，内容不过是叫他加油而已。当然，李源良是不会写的，一直是我以他的名义来写。旅行中，我也给席有仁寄过几封信和明信片。当时曾计划顺路去趟新加坡，便就此事联系了席有仁。不过，后来新加坡之行因故取消了。
旅行回来，战争便爆发了。至于关闭银行在上海的业务转而移至重庆，也是我以李源良的名义作出的决定。战争中，我与席有仁的联系一时中断。后来我听他说，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他便放弃事业开始四处逃亡。等战争结束，兴祥隆银行又重返上海。同样，席有仁也回到了新加坡，开始收复以前的企业。双方都忙着处理自己的事。
关于战后上海经济界的状况，想必你也知道，简直无以名状。官僚资本掌握了所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我每每想起就会肝肠寸断。民族产业无法逃离棍棒的扑杀，尽数被灭。兴祥隆银行融资的民族产业全部破产，银行也因而倒闭。我甚至远渡美国，企图寻找救亡之策，却均失败而回。就这样，长年的梦想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一朝破灭。
我们放弃上海，流落到了香港。我和李源良均无妻子。李源良的妻子在重庆去世，并无孩子；我虽然并非独身主义者，但忙于工作，也未成家。我们都无牵无挂。因此，我们计划在香港重新开始。然而，对外来人而言，香港的风潮并非那样温暖，而且我们也没有任何基础。我们花光了身上仅有的钱，却连一个像样的事业的衣角都没摸到，仅剩一身皮骨。南国的太阳实在酷烈得无情。应该北返吗？不，此时中原早已战火密布，红军已如波涛般跨越了长江。
我们从一流公寓迁至二流公寓，这样做自然是为了节约经费。后来，我们更是搬到了三流公寓，而且是二人同住一间小屋，沦落之感愈发痛彻心扉。就在那时，我偶然间遇到了一位以前在上海结识的日本实业家。那位名叫矢田的日本老人刚好前往东南亚旅行，归途顺路就来了香港。矢田是工业家，拥有一家生产塑料的工厂。在他眼中，旅行所到之处都是他产品的市场。而且，他当时正在考虑产品的直接出口，恰巧就遇见了我们。性急的矢田老人立刻热情地劝说我们——来日本吧，帮我负责工厂的出口部门，我的产品的客户都是南洋的华侨。
“去吧！”李源良说，“我也很想去看看日本，以前旅行时，从没在那里逗留过两天以上。”
我同意了。反正当时进退维谷，如此可谓正中下怀。
在香港穷困的底层生活，让我对李源良有了新的认识。我当时大受打击，心中充满了落魄的感慨，可李源良却并非如此。若论落魄的严重程度，他才是真正从极高的地方狠狠摔下来的一位——顶级的大资本家一下子便沦落到了近乎于无业游民的境地。而我原来只能算是中产阶级，如此境遇本不足以令我一蹶不振。但即便如此，我仍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可是，你猜李源良怎样？他失去了小提琴，却在湾仔买了一把便宜的胡琴，整日开心地弹奏，毫无像我一般山穷水尽的悲壮感。他的舌头本应习惯了美食，但在吃路边摊的荞麦面时，他也会十分满足地吧嗒嘴巴。至于衣着打扮，反倒是我更加在意。
我说服他换了名字。我虽有李东昌这一名字，但当时那般落魄，实在羞于使用。李源良虽然并不执著于此，却也按我说的起了一个假名，用在了身份证上。
我们来到日本，负责矢田公司——也就是朝日产业的出口部门，但一切却与此前并无不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工作还是全部由我处理。相较于塑料，李源良对美术展览会和音乐会更感兴趣。他似乎很喜欢东京，称赞那里文化气息浓厚。我也很喜欢日本，因为这里有真正的工业，令我获益颇多——我觉得青年时代的梦想仿佛又重新复苏了。
在矢田老人的关照下，我们在朝日产业的地位也还稳固，但公司的干部们却对如何对待出口部门抱有很大的疑问。这样说，是因为当时有一家提供原料的财阀商社要求获得出口的代理权。若将代理权转让，购买原料的资金周转应该会变得轻松许多。如此一来，朝日产业的直接出口部门的存在不但变得可有可无，反而撤掉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