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府在元代时，称为海盐州，从名字上就能看出，这地方是产盐的。
到了明代，从海盐县到平湖县的杭州湾北岸，也聚集有大量盐场。
在南直这种沿海省份，都设有巡盐御史，负责提举盐务，但随着崇祯、弘光时代，盐政体系崩塌，从崇祯末年开始，江南地区的盐银就收不上来了，清军南下后，直接采取刮地皮的模式收钱，对于盐政的关注度也不够。
明廷尚在肇庆之时，面对广东盐务，依然是严格管控的，为此户部下了不少功夫，而且当时朝廷管的地方也少，临海只有广东一地，不难管控。
其实真论垄断盐业，赚不了几个钱，广东一年官营盐业收入也就不过十万两，这一方面是由于朱由榔近乎非盈利的盐政政策，将盐引价格压到过去的二分之一，又把从盐户手中的收购价提高三成，既改善了盐户的收入水平，也在平抑粮价的同时，让私盐行业无利可图，毕竟官盐的价格已经压得和私盐差不多了。
当然，代价就是，原本作为朝廷财政大头之一的盐银一压再压，还不如每年市舶司土地租赁金的十分之一。
东征之后，江南尽复，中国的一半以上海盐产地都被明廷收复（还有淮海盐场和长芦盐场在北方），朱由榔虽然并不把盐当做自己财政主要来源，但这种官方垄断依旧是必要的。
封建社会中，盐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对盐的垄断关乎经济命脉的稳定。
崇祯以后，虽然明清双方都没有控制江南地区盐场，但并不意味着盐场就没有主人，许多本地士绅开始染指盐业，成为绕过官盐体制的“盐阀”。
朱由榔鼓励实业投资建设，但这并不包括盐铁专营，准确来说，对于铁矿的开，朱由榔都可以允许民间资本的投资，因为铁器不仅是武备来源，也是农业产业的重要生产资料，民营铁厂，有益于提高铁制农具推广。
但盐不同，这玩意是生活必须品，而且由于生产特殊性，很容易被垄断，必须要由国营掌握，至少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前，这种垄断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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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府，平湖县
沈氏是平湖大族，早在北宋之时，沈家就已经有进士出身，跻身为地方名望，经过四百多年的积累，有明一朝，平湖沈家仅知府（四品）以上官员就出过三个，仅科举进士就有九人，知县、兵备道、按察等等，更是每代都有。
弘光朝时，现在的沈氏家主沈泽永的兄弟，就是福建按察副使，后来虽然于博洛南侵之时，死于乱兵，但毕竟关系网还在。
比如现在的绍兴府通判压根就是沈泽永的堂兄，浙江按察副使吴绛更是原本死于乱兵那位的同科同学。
靠着铁硬关系网，不仅是崇祯、弘光时期，就算当初清军统治时期，平湖沈家也过得不错，毕竟满洲才多少人？归根到底还是要靠这些地方豪族帮自己盘剥百姓。
沈家家主沈泽永老奸巨猾，毕竟满清才入关多久？万一明军又打回来了呢？所以沈家虽然一直凭借过去的关系网攫取利益，但却从来不让自家人出任清廷官职。
这番作为，等明廷光复江南后，自然就变成了“忠心守节”的表现，朱由榔开了征辟部分江南士绅进入官僚行列的口子后，沈家马上扩大影响吏，先后三个族中子侄出任县丞、通判一级官员。
这也是朱由榔最为警惕的东西，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的天下，很多人不理解，觉得君主专制下，皇帝应该拥有绝对权威才对，其实并不然。
因为一个皇帝是无法管理整个国家的，必须要依赖官僚，而官僚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这些地主士绅们来，所谓“皇权不下县”，在县以下的行政结构中，地主们所主导的宗族体系才是爷，他们拥有独立的司法权力，称为“乡约”，拥有佃农、族人构成的私人武装，就像一个个独立小王国。
朱由榔为什么不愿意让官府去垄断海贸，去直接搞殖民？因为大明的官府就是由这些地主士绅组成的，官府掌控，就等于地主掌控，面对不属于他们的“公产”，这些士绅除了利用手中权利巧取豪夺外，根本不会有进步意义。
能不能靠铁腕镇压，靠科举选拔来淘汰？如果看过《范进中举》就知道，哪怕是一个前一天还穷困潦倒的读书人，第二天中了科举，他马上就会飞蜕变为一个地主阶级！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在这一点上，朱由榔陷入了某种类似于朱元璋当年的境遇。
“呸！就你这个奴婢生的，也配当老爷？”
沈家宽阔庭院的后门外，一名十七八岁，年轻平寒士子被五个家丁暴揍一顿，扔到院外，浑身污泥，脸上还有鞋印。
只是紧紧抱着怀中麻布布囊，里面装着早已被翻烂的《四书集注》和《战国策》
其人名唤沈平鸿，是平湖沈家旁支出身，而且还是庶出，宗族社会里，旁支庶出的地位还不如许多得宠的奴婢，加之母亲早逝，只在一户心善的奴仆家中长大。
靠着在族学中旁听，才勉强有所成，可此时清军南下，又不愿参加清廷科举，便只得蜗居读书。
十几日前，听闻科举重开，他拖着破烂背囊，游学杭州，结果在当地听闻了朝廷新政推行，和顾炎武带人抄家的消息，便回到平湖，求见家主。
这个尚还保留某种读书人理想主义天真的年轻士子，竟是敢当众劝起沈泽永来，言道杭州种种，沈家若不向官府表明态度，积极应对，来日或有抄家之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