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银行成立以后，原本由洋务院管理分的国债业务，也被划归了银行管理。
在财部和皇室的鼎力支持下，皇家银行初始注资达一千万，再加上财部和皇室也将小学的分拨资金和下的工资存入，银行的初始业务进行的很通畅。
第一批六所分行，分别在南京、杭州、宁波、福州、泉州、广州设立，都是沿海沿江的主要商业城市，有大量的民营海商、工厂以及国营工业公司。
铸币厂连夜加足马力，组织了过近千工人，日均铸币二十万。
一千多万的存银，都被铸造成标准的一千三百多万枚银币，当有新的资金存入之后，也会铸造成标准银币，等储户取出时，都是以银币计算了。
同时，从光烈四年开始，全大明的官员、军士、教师薪资，都使用银元计价放，而商税、关税的征收，也优先使用银元，新铸货币迅风靡了全国。
得益于在此之前，西班牙银元已经大量流入了内地，老百姓对这种银元并不生疏，所以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币种。
由于货币背面印有龙纹，民间一般称之为龙元或是龙银。
刚开始，在南京和广州，还先后出现了两次挤兑现象，毕竟这个年头的老百姓和民间商人，对于官府的公信力，还是比较质疑的。
但随着时间推移，大家也逐渐习惯了银行的存在。
直到光烈四年末，整个皇家银行，已经吸纳了过两千万元的储金，再加上一千万准备金，总计过三千万元资产。
其中最大的客户还是几家国有公司以及海贸商会，其次才是内地的商贾、士绅。
而让朱由榔没想到的是，经过大半年的流通后，原本财部还没有制定纸币行计划，但市面上却已经有“纸币”在流通了。
这个“纸币”，指的是皇家银行的存储凭证。
按照规定，在银行存入定量资金后，会予一张纸质凭证，这玩意有一个此时的钱庄没有的重要功能——异地提款。
由于过去的钱庄规模太小，往往只能集中在一两个相邻城市中，所以很难展出异地存储的业务。
但皇家银行规模足够大，有官府财政做担保，而且分行都设立在交通便利的沿海沿江地区，资金转运方便，异地存储、取款更加方便。
最开始，是设立在浙闽沿海的国有公司，在跟南京的工部和枢密院衙门跑业务时，嫌资金押运太过麻烦，于是就干脆只带着纸质凭证来往。
而后这一方式很快通过国有公司和民营行社的一些合作中，迅传播出去，只要是在几个主要沿海城市和南京之间的贸易活动中，直接使用纸质票证来也更加广泛。
这种纸质票证类似于“银票”，只不过应用更加广泛而已，归根到底，和现代的纸钞还有一定差距，更类似于银行存折。
但这其实才是纸币诞生的合理基础。
像明初那种，直接拿乱印面额的，才是胡搞，宋代的交子，最早就是一种存款凭证。
张同敞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乎做了两手准备。
先是要保证安全性，对于大额存款，还是要严谨些，不能只用纸质票据就能取款，否则如果客户的纸质票据丢失，或者被偷窃了怎么办？
所以对于三百元以上的存款，需要在银行分行登记，留下备份，指定财产所有人和固定的取款人才能收取，如果取款人出现意外，则需要登记人重新指定，如果登记人和所有人也出现意外，这份财产将作为遗产，由所有人直系亲属继承。
这种大金额的保护措施，主要是针对公司转账之类的大额交易
而对于三百元以下的金额，就没有这么麻烦，只要手上有票据，编号能和银行备案对应即可取款。
除此之外，贷款业务也是银行的主要任务之一。
大明船舶公司是一个得到皇家银行贷款的单位，宁波分行向船舶公司拨了七十万元的贷款，分作十期，八年内偿还，利润大概有七万元，算是低息贷款了。
接下来的主要放贷业务，也是针对造船业，和国有工业公司。
至于对民间企业的贷款，还是比较谨慎。
因为经过几年的实践，张同敞也遇到了不少问题，而他对此的总结是。
此时的大明，虽然已经在建立起资本化的国家机器，但却缺乏一部足以保护这种新经济形式的法律。
比如，企业债务纠纷如何解决，如果经营不善，怎样才算倒闭，企业的所有权如何规范，生争执又有谁来审判？
在过去，商贾是被压制的社会阶层，这种压制不仅仅只是体现在社会地位的低下，更重要的是，朝廷不屑于建立一个规范，来衡量他们的社会活动。
结果就是，民间商贾的经营规模，完全取决于地主阶级所掌控的官僚机器的意志。
这也是朱由榔最担心的东西，他从来不相信自己手下这帮官僚集团是什么好鸟，在封建社会，官僚，尤其是地方官僚，就是地主，就是士绅。
为了维护他们的社会特权与地位，他们当然会对逐渐上升的新兴资本家们充满警惕与打压。
“一个臭卖货、跑海的，凭什么和我世代官绅相提并论？”
他们甚至都不需要动用什么官府权力，只需要乡里的宗祠，就能对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