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拎起电话收听那条留言，就是上周四我离开医院时在无意中听到的那个声音，是上了年纪的艾米·贝莱特的年轻的声音。“内森·祖克曼，”她说，“我是在一个叫理查德·克里曼的无赖寄来的一封信里知道了你的地址。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再搭理我，或许你根本不记得我了。我们在一九五六年的马萨诸塞州见过面。是在冬天。我当时是阿西纳学院的学生，E.I.洛诺夫是我的老师。我那时在剑桥工作，而你是夸赛艺术村的新锐作家。那天晚上，我们都在洛诺夫的家里做客。那是在很久以前的伯克希尔山，那天晚上还下了雪。如果你不想回电，我也不会怪你的。”她留下电话号码后挂断了电话。
我再次草率行动，甚至连克里曼的动机都没有去考虑，他的动机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把艾米和我联系起来又能指望得到些什么呢？可我并没有在克里曼身上多费心思，我也没去多想在她从克里曼那里得知我的住址后是什么促使这个虚弱的女人——她的脑瘤没有康复，但也不会立时三刻报销——和我联系的。我也没有考虑我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就去回应她的留言，其实我此刻唯一的念头应该是纠正想要恢复健康的错误想法，回家去继续我的平静生活，而不是待在这里勉为其难。
我拨通了她的号码，就好像它是找回曾经将我们包围的健全的密码；我拨通号码，就好像以逆时针方向旋转了一生，那是再自然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就好像重新设定了一下烤炉的时间。我再次恢复了心跳，不是因为我焦急地期待着走进杰米·洛根的世界，而是因为我回想起一九五六年时的艾米，乌黑的头发、幽暗的眼睛和自信的面容——想到她那伶俐的口才、可爱的神情和敏捷的头脑，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只有洛诺夫和文学的世界。
我一边听着电话铃声，一边回想起在小饭馆里看见她脱下那顶褪色的红雨帽露出奇形怪状的头颅，那是不幸的命运留下的打击。“太迟了，”我当时这么想。我起身付了咖啡钱，没去打搅她，就直接离开了。“让她坚强地活下去，不要再去搅扰她了。”
希尔顿宾馆里的一切都是标准式样的，既乏味又平庸，没有任何个性色彩，可我想要联系上她的决心把我拉回到将近五十年前的世界，那时我注视着这个带外国口音的异国情调的姑娘，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来说，她似乎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我拨通了号码，此刻的我已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人，可我的完整比起别人来可谓不多也不少，一九五六年她遇见我时我还是个新锐作家，到了当下的二〇〇四年，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旁观者（命运弄人啊！）。然而，我从没像现在等着她接电话时那样觉得自己依然稚气未脱，觉得自己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既一本正经又兴奋好奇，觉得自己充满了荒唐的欲望，到我这把年纪还欲壑难填实在是好笑。当她接起电话，我不知在电话线那头的她是哪一个她：是过去的艾米，还是现在的艾米。声音中传递出一份少女的热情与清新，宛如她就要去参加一场舞会，可是脑袋被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切开这么个情景也实在太恐怖了，恐怖得叫人无法忘怀。
“我在麦迪逊广场和九十六街拐角的小饭馆里看见你了，”艾米说，“我觉得不好意思和你打招呼。你现在可是个重要人物呢。”
“是吗？在我住的乡下可不是。你好吗，艾米？”我问，只字未提我对她的外表的残酷改变感到的震撼，也没说我也一样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没有和她打招呼。“我们相识的那个晚上，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九五六年的那个大雪纷飞之夜。我不知道他到死也没有和他的妻子离婚，直到我看见他的讣告。我还以为他后来和你结婚了呢。”
“我们没有结婚。他做不到。那也没关系。我们在一起过了四年，主要都待在剑桥。我们在欧洲生活了一年，回来后他就不停地写作，偶尔也教教书，后来他生病了，然后就死掉了。”
“他是在写一本小说，”我说。
“将近六十岁的人在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不是白血病要了他的命，他是能够完成的。”
“为什么？”
“因为主题。普里莫·莱维(1)自杀后，大家都说那是因为他曾被关押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我认为那是因为他的写作主题是关于奥斯威辛的，他奋笔疾书生命里最后的一本大作，以异常清晰的思路来沉思当时的恐怖。每天一大早起来就投入那种题材的写作，任何人都会自杀的。”
她是在说莱维的《被淹死和被拯救的》(2)一书。
“曼尼(3)真的那么惨呀，”我还是第一次称他为曼尼。在一九五六年，我是内森，她是艾米，而他和霍普则是洛诺夫先生和太太。
“接二连三的事情使他很不开心。”
“那对你来说也是个艰难时期啰，”我说，“虽说你们俩得到了你们想要的。”
“那是个艰难时期，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以为那也是他想要的。他知道那不过是他以为他想要的而已。一旦他摆脱了束缚，终于和我在一起，一切就都不同了——他变得阴郁，他变得冷漠，他变得暴躁。他的良心在折磨着自己，实在是糟糕。我们住在奥斯陆的时候，到了晚上我常常一动不动地躺在他身边，恨得人都僵住了。有时，我祈祷他会在睡梦里死去。后来他得了病，生活就又变得理想了。我还是他的学生的时候，事情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是的，”她说，意在强调她是不会隐瞒事实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困境中，我们会莫名其妙地狂喜不已，然而等到雨过天晴，我们反而变得落落寡欢。”
“可以想象，”我说，一边在想着她说的这个词：狂喜不已。是啊，我记得我也有过狂喜。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可以想象，”她答道，“但也不可思议。”
“哪里，没有的事。接着说吧。”
“最后的那几个礼拜着实可怕：他神志不清，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有时他会发出点叽里咕噜的声音，在空中挥挥手，可你一点也不明白他想说什么。在他临终前的几天里，他可说是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们当时在卫生间里，我蹲在他前面替他换纸尿裤。‘这简直是瞎胡闹，’他说，‘快给我滚出去！’接着他就揍起我来。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打过别人，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兴奋。他还有力气像那种样子打我。他是不会死的！他是不会死的！后来连着几天他不是毫无意识，就是意识混乱。‘我掉到地上去了，’他在床上大喊大叫，‘快把我扶起来呀。’后来医生过来给他注射了吗啡。第二天早上他开口说话了，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昨天的失态。他说：‘结局是如此浩瀚，它自身就是诗歌。它不需要花言巧语，只需朴实的描述。’我不知道他是否是在引用某人的句子，或者是从他读过的书本中想到了这些，也或者这就是他的最后遗言。我不能问他。这都无所谓。我只是抱着他的头，把他说的话念给他听。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号啕大哭起来。可我还是对他说：‘结局是如此浩瀚，它自身就是诗歌。它不需要花言巧语，只需朴实的描述。’曼尼费了老大的劲朝我点头，后来我就一直在书里寻找这个句子，内森。可我没能找到它。是谁说的呢，是谁写的呢？‘结局是如此浩瀚……’”
“听上去像是他自己的句子，符合他那疯狂的审美观。”
“他还说了些什么。我不得不把耳朵凑在他的嘴巴前，这样才能听见他说的。他的话简直像窃窃私语，‘我想要修面，我想要剃头。我想要自己干干净净的。’我找来一个理发师。他足足帮他弄了一个多小时，因为曼尼的头抬不起来。完成后我把理发师送出门去，给了他二十元。等我回到曼尼的床边，他已经死了。干干净净地走了。”说到这儿，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尽管只有那么一会儿，而我也无话可说。我早就知道他已经去世，但现在我知道了他是如何去世的，虽说我们才见过一次面，但这些话还是震撼了我。“我拥有了，我很高兴我拥有过，这整整四年的时光，”她告诉我说，“这四年里的每一个白天和夜晚。我看见他那光秃秃的脑袋在台灯下闪闪发亮，每天晚饭后我都看见他坐在那里，小心翼翼地在书本上划着线，有时他会停下来想一想，然后在他的活页笔记本上草草地写下某个句子。我认为，他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人。”
一个活了五十个年头的女人只记住了其中的四年——正是这四年定义了她的一生。“我必须告诉你，”我说，“克里曼也缠着我打听他的事呢。”
“在他把我引向你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他想写他的传记，可我不希望任何人这么做。写传记呀，内森。我不要看到什么传记。那是二次死亡。那意味着将人的一生重铸后再永远地消灭它。传记是生命的专利——这个小伙子以为他是谁，他凭什么认为自己拥有这份专利？他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做曼尼的人生裁判？他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塑造曼尼的形象并把他固定在别人的大脑里？你是否觉得他肤浅透顶？”
“他是谁、他想干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需要他。你有什么办法阻止他那样做吗？”
“我？”她羸弱地笑了一声。“哦，没有啊。他所有作品的手稿都存放在哈佛大学。他可以去那里查资料，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的，尽管在我最后一次查的时候，我发现三十二年来没有一个人曾要求过看这些手稿。幸运的是似乎没有人愿意和克里曼说话，至少在我认识的人中一个也没有。我当然再也不会见他了。不过，也没有任何必要去阻止他。他完全可以凭空捏造嘛，法律也拿他没办法的。你不可能去诽谤一个死者。就算他诽谤的是一个还活着的人，就算他为了自身的目的篡改了事实，谁又会去劳民伤财地起诉他或出版了他那堆垃圾的出版社呢？”
“洛诺夫的子女们。他们会吗？”
“那是另一个传奇故事。他们从来也不怎么喜欢那个偷走他们那著名的老爸、对他们的老爸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年轻姑娘。或许他们也不怎么喜欢这个为了一个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年轻姑娘而抛弃了年老珠黄的发妻的著名老爸。如果不是霍普的威逼，他是说什么也不会离开她的，不过孩子们肯定希望他和他们的老妈待在一起，直到他彻底窒息为止。他的刚毅、他的苦修、他的成就——就好像他生来注定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可等到他攀上顶峰，却发现自己无法呼吸。最蔑视我的是他的女儿。她是个洁白无瑕的贞洁女子，穿着素色的麻布裙，看书只看梭罗的——我能对付她，但我从来不知道该如何回避那些史尼威尔女士们(4)。她们不是嘲笑我，就是忽略我。她们就是一九六〇年左右马萨诸塞州剑桥社区里的善良女人，她们一个个坚忍不拔、宽容大度，只要在教员家庭里有哪家人家的主妇在享受着的正常快乐是属于不道德的，她们都会挺身而出。曼尼会说，‘你对这些琐屑的小事过于敏感了。’曼尼是个能客观考虑问题的大师，可我没有那种功夫，即便是从这个教我怎么读、怎么写、怎么想、怎么区别有价值的知识和无价值的知识的男人身上我也没能学会。‘不要那么胆怯。她们不过是《造谣学堂》(5)里的喜剧人物。’他就是把我们尊贵的院长夫人戏称为史尼威尔女士的人。在剑桥，我们去参加晚餐会时，我常常会觉得手足无措。所以我希望我们去国外生活。”
“而对他来说，那并不会感觉无所适从。”
“他不会为这种事烦恼。在公开场合，他对公众的偏见不屑一顾。他有资格那样做的。可我只是个漂亮姑娘，只是在阿西纳学院读书的他的学生。当然啰，我在孩提时代就经历过更糟的事，比这要糟糕多了，可那时候我的家人会保护我。”
“霍普后来怎样了？”我问。
“她在波士顿的某个医疗机构。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艾米说，她的话证明克里曼告诉我的是实情。“她已经是百岁老人了。”
“也许我们该会个面，”我说。“我可以请你吃顿饭吗？今晚可以一起吃晚饭吗？”
她那轻松愉快的笑声和她接下来说的话自相矛盾。“呃，我已经不是你在一九五六年那个夜晚迷恋上的姑娘了。第二天早晨，一切都乱了套——你还记得霍普那场歇斯底里的大发作吗，嚷嚷着要离家出走，要把他留给我？就在那天早晨你告诉我说——你还想得起来吗？——我‘有点像安妮·弗兰克’。”
“我想起来了。”
“我的大脑动过手术，内森。你可不是要和一位天真少女共进晚餐哟。”
“我也不是以前的我了。尽管你听上去像是在掩饰什么。我从不知道你的口音是哪里来的。我也从没搞清楚你是哪里人。你一定是奥斯陆人吧。在纳粹铁蹄下的奥斯陆，作为一个犹太小孩，你经历了残酷的现实。那一定是你和他去那里生活的原因。”
“你此刻的口吻就像个传记作者。”
“传记作者的死敌。传记作者的绊脚石。这个小伙子会把一切都搞砸的，甚至会超过曼尼担忧的程度。我会搞定他的，”我说，“我无论如何都要搞定他，”这句话无疑是她最希望听到的，毕竟是她先主动联系我的。
于是，我们约在了那天晚上见面。我们只字未提克里曼想要靠揭露隐私在文艺界一炮打响的野心。
然而，我们俩还是谈了许多许多。我想，虽说我们是两个只见过一次面的人，但我们肯定能坦诚相对的，根本没有必要互相提防。对此我很兴奋，尽管我知道她也和我一样深处孤独中。也或许，在我们这两个几乎完全陌生的人之间能产生如此迅疾的亲密感，仅仅是因为我们以前相互认识。在什么以前呢？在一切发生以前。
从宾馆走到约定的饭店花了我一刻钟的时间，我和艾米约好七点在那里见面的。托尼在那里恭候我的光临，并把我引到了座位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他开心地说，一边为我拉出了椅子。
“今后你会常常见到我的，托尼。我准备在城里住上一段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