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1793年当马戛尔尼来到天津后，却被中国政府官员不分青红皂白插上了“英吉利贡使”的旗帜，在进献乾隆的礼品清单上，“礼物”也改成了“贡物”。
有人千里迢迢慕名而来，足以显示天朝的龙威，乾隆很高兴。
阴历八月十三，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举行乾隆八十三岁的祝寿大典，马戛尔尼一行与缅甸国使臣和蒙古王公一起，向皇帝祝寿，“全体祝寿人员根据指挥行三跪九叩礼”，马戛尔尼及其随从“单腿下跪”行礼22。
觐见完毕，吃饭看戏。乾隆“又将自己桌子上的几道菜”赐予了马戛尔尼一行，还“亲手”给他们“每个人斟了一杯温酒”，后来又托马戛尔尼带给英国国王“一箱珠宝”和“一本皇帝亲手撰写，夹有皇帝绣像的小书”23，以示友谊，但是绝不面谈“通商”“谈判”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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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觐见图
1793年10月3日一早，官员通知马戛尔尼赶至紫禁城，等候皇帝的答复。在等了几个小时后，被人领上大殿。乾隆没见到，只看到龙椅上一封信（上谕），马戛尔尼单膝下跪，捧回上谕。那封给乔治国王的“信”中写道：“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24
乾隆的信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我是天朝上国，你是外夷小邦，不是同一级别的25；第二，我地大物博，不需要你们国家的东西，更不需要和你们贸易。
通商之事，一无所成，未完成使命的马戛尔尼不屈不挠地努力着，然而一开始头就叩得不好的马戛尔尼终于让乾隆“朕心深为不惬”，他给浙江和广东的上谕说：“今该贡使到后，多有陈乞，屡为烦渎，看来此等外夷究属无知。”26
在乾隆的严谕督促下，马戛尔尼一行由钦差大臣松筠陪同监督之下，阴历九月初三离京，1794年1月8日，离开广州，终于在1794年9月6日到达普利茅斯港，结束了使华之旅。
马戛尔尼失望地走了，据说走之前还给乾隆写了一封感谢信27。
此次马戛尔尼来华，是中英外交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友善和最不炫耀武力”28的一次努力，然而此行正如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狂妄”的英国人在“傲慢”的天朝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然而真实的感受却不能在汇报时表现出来，在官方场合，马戛尔尼还是给了这次出使很有外交词汇的概括：“由于皇帝的旨意而对使团表示的敬意对中国人的思想起了有益的影响：英国人不再是他们蔑视和辱骂的对象了。从此中国人的态度对我们好多了，而这一切的巩固还有赖于东印度公司的努力。”
由于积极的心态的驱使，二十四年后，英国人又进行了第二次努力。
1816年1月20日，英政府委任阿美士德为驻华全权公使，希望“消除广东贸易中的许多冤情”，敦请清朝废除公行制，多开商埠以及进行自由贸易。
1816年2月，阿美士德使团从英国南部斯皮特黑德出发，7月初抵达广州。8月13日抵达天津，并得到工部尚书苏楞额的欢迎。不过双方还是就觐见清帝的礼仪问题出现分歧，清朝要求阿美士德勋爵向嘉庆帝行三跪九叩礼，但是阿美士德只愿以“脱帽三次，鞠躬九次”代替。双方在礼数上的分歧与争执使阿美士德使团被拒入京，只能滞留于京师附近的通州。经多次交涉，最终决定以“单膝下跪低头三次，并重复动作三次”代替三跪九叩。
8月27日，嘉庆皇帝在得到理藩院尚书关于阿美士德“起跪颇不自然，尚堪成礼”的上奏后，决定在8月29日于颐和园接见阿美士德。
为了赶上嘉庆皇帝的接见，阿美士德使团连夜赶路，终于在29日凌晨时分抵达北京。
人到了，但是载有官服与国书的车辆却未到，另外，紧张的夜路也使得阿美士德疲惫不堪，因此他要求“稍事休息”。
让皇帝等使臣，这是大不敬的事，一番争吵后，阿美士德仍坚持歇息。负责带领觐见的官员没办法，只有向嘉庆帝谎称英使生病。如此目无圣驾，终于让嘉庆帝大为光火，取消接见，并下令驱逐使团离京。
次日，嘉庆帝得知实情后，怒气稍息，酌收52件贡品，又赏赐一些珍玩珠宝，准许使团沿大运河南下，沿途礼待。阿美士德一行经广州至澳门，最后于1817年1月28日登船返国。
可怜的阿美士德刚踏进北京就被驱赶出境，他甚至还没看清北京是什么样子。
从此以后，英国人再没有派遣使团。29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两次出使都无功而返，有一个原因很有意思——叩头，双方一直纠缠于三跪九叩和鞠躬的区别上。中国为了天朝上国的尊严，做足了工作，而英国使节为了英国的尊严做了坚决的抗争。1860年，咸丰皇帝为了不让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丢了面子，千方百计阻止英法使者进入北京，最终也没有阻止得了，在驻北京的外国公使第一次觐见皇帝后，清廷让他们从边门走而不是从正门东华门走，他们倒也走了，这让清朝舒服了一点。
为什么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捧着一颗心来，没带半根草去”，为什么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如马戛尔尼和乾隆的交流一样：“我竭力向他表明我这趟使命的目的，但他好像不准备与我进行这方面的谈话。”30
问题的根本在哪里？阿兰·佩雷菲特在他的《停滞的帝国》中这样记叙托马斯·斯当东31后来的感受：“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它幅员辽阔，别人无法强制它，它从不容许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32
然而，除此之外，是否更多地有遮羞的意思呢？
虽然马戛尔尼的来访，受到清政府最好的接待33，也感受到了中国上层的奢华，但他所观察到的中国与马可·波罗、利玛窦和谢务禄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并不是那样的富足与美好。
他笔下的中国妇女是这样的，“余所见妇女，大都食力自活者，肌肤为风霜所剥，颇不美丽。然此间天气尚佳，面色虽见侵于风霜，致中年之人带有老年之貌，而气色则固无憔悴之状也。”34
有洋人路过，被人围观是免不了的，他描写围观的人群时是这样的，“观者拥挤异常，不特水边以至岸上极高之处，多有人众驻足，即水中亦有多人，搴衣赤足，行至吾船近处，向船内细观。且每见钦使由船头行过，前列之观者，即立将头上所戴草笠脱去，俾后列者亦得一见钦使颜色。炎炎旭日，逼炙其脑，不顾也。”35
他写拉船的纤夫是这样的，“吾辈所乘船只长约70英尺，阔约12英尺，每船居人十数名，复装有行李及它种重滞之物，估其重量必在万斤以上，而中国船户犹能出死力以拽之，吾英苦力见之未有不为之咋舌者也。”36
路过镇江时，他写道：“昔时曾筑一巩固之城以卫之，今城已旧敝，无裨兵事矣。”37
路过常州时，他写道：“常州亦为南省头等都会之一，昔时衣冠之盛卓绝一时，今已渐就式微矣。”38
当马戛尔尼听说自己一行路上每天的接待费为每天5000两白银，在北京的接待费为每天1500两白银时，他有这样的感慨：“此物价极廉之中国，而吾等一日之用费竟有此至巨之数目，宁非咄咄怪事。”“而墨吏极多，层层剥削之，规定之数与开销之实数相去，乃不可以道理计耳。”“嗟夫！孰谓中国人之道德优胜于他人，窃恐东洋孔夫子之子孙与西洋美门（财神）之子孙，同其为不肖而已。”39
虽然沿途总见军队操演，但是还是让马戛尔尼看到了“盛世”背后的败亡之兆。《停滞的帝国》一书为我们记叙了他们这次来华的感受：
“他们体制的恒久不变并不证明他们的优越，因为这阻止了他们取得任何进步。”40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41
马戛尔尼使英国人彻底改变了对天朝的看法。各种各样的见闻让以前那个令人向往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渐渐暗淡下来：
“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42
“人们是根据孔子的说法向我们介绍中国人的：理论上的中国人，而不是事实上的中国人。”43
“他们的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只有用暴力才能消除。”44
然而又是24年之后，这一暴力的“消除”活动终于开始了，赞成：271票，反战：262票，英国对华战争案就这样获得了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