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解决了百年中国的一大梦想——民族独立。1949年9月，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588尤其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更使新中国抬头挺胸，一举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心理阴影。
民族独立后的新中国，必须要实现他的下一步目标——国家富强，然而这又是一个艰难的战役。百年战争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如何在这个废墟上建设富强的新中国，这不是一个比争取民族独立更轻的任务。
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只有一个榜样可以学习，而且这个榜样还做得挺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的苏联，在国家建设方面是取得巨大成功的：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使得它免受1929-1933那次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得它很快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为获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切现象和数据表明，苏联的发展模式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关注和推崇的典范。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答案非常明确：“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589
苏联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不仅是观念上的，而且是现实的。
1949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出访苏联，为斯大林祝70大寿。
1950年2月14日，在这个浪漫的情人节，中国外长周恩来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三个条约，确定苏联为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同时帮助中国建设和改造50个企业。
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又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文件，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或改建91个企业。
1954年9月2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又于10月12日签订议定书，再援建15项工业企业。
1955年，又增加援建项目16个，另加口头商定项目2个，前后中苏商定的项目共计174项，后经过反复核查调整，最终确定为154项，实际进行施工的为150项，因为计划公布的156项在先，所以一般称“156项工程”。
大多数人都知道“一五”计划是从1953年到1957年。按常理，“一五”计划的出台应该在1952年，事实上，“一五”计划在1955年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一五”计划的编制，由周恩来、陈云主持，早在1951年就开始着手，先后历时四年，五易其稿，到1954年9月才基本定稿，共11章，约11万余字。
“一五”计划的修订，是伴随着苏联援建项目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事实上，“一五”计划主要就是集中力量进行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我们讲“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点是跟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全部是重工业密切相关的。
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工业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而且被当作国家独立的重要支撑。周恩来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5901953年9月16日，毛泽东把梁漱冥骂了个狗血喷头，为什么他这么反感？其中有重要的一句话：“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是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591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严重了！
工业化的发展，必须要两个条件，一是需要大量的工人（1952年非农业人口8300万，1954年9800万，1957年10600万592），二是需要大量的设备。这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吃的问题，二是钱的问题。吃的问题从农民那里来，钱的问题从哪里来？贷款？苏联的3亿美元，杯水车薪，有钱的资本主义国家，跟我们又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一穷二白的农业国的工业化，它的资金也必须是从农民那里来，领导层对这个问题认识得很清楚。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593
农业如何积累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毛泽东提出了两条：一是“直接的农业税”，二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594
第一条对于“交皇粮”已经习惯了数千年的中国农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虽然新中国的农业税比“十一而税”的税率要高很多，但是相对于地主的50%以上的地租来说已经好很多了。
但是，对于国家来说，仅靠农业税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太不够了，必须还要实现农民余粮的商品化。于是就必须要实现第二条，然而问题就出在第二条。当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满足之后（或通过自己购买解决或通过互助组解决），他们不再有把粮食商品化的需求，越是出现灾荒，市场越是缺粮，农民越是屯粮。
如何才能把农民的粮食从农民手里挖出来？这是一个让领导头疼的问题。
粮食涨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又会遇到另一个问题：“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595
怎么办？
统购统销，采用“强制”手段从农民那里低价收购粮食，低价卖给城市人口。这是一个危险的决定，因为它将引发农民的不满，它无疑是对农民的剥夺，但是不这么搞，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无法顺利进行下去，各项经济指标也难以按期完成，“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国家的长远的利益，只有牺牲农民现实的利益。
1953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陈云跟毛主席吹风，“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596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从此，中国开始了统购统销的年代。
统购统销有两大特点：第一就是计划性。国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农业产出量综合制定统购比例。正因为统购要最大程度保证工业发展的需要，所以统购比例总是保持在最大的限度里，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处于半饥半饱状态。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表述，“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597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3I94.jpg" />
统购统销
整个统购统销时期，国家总共从农民手里攫取了多少财富？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数字。凌志军在《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中认为，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三十年间，政府从农村拿走了大约6000亿人民币；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一书认为：1952-1986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拿走5823.74亿元；陈吉元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一书说，1951-1978年，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形式，政府从农民手里拿走了5100亿元。即便以较少的5100亿计算，也将近是7个“一五”计划的投资量，有人说中国工业化建设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
统购统销的第二大特点就是强迫性。统购不是自愿的，而是定额的，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而基层为了完成征收任务，常常动用过激的征收方式。1954年，华南分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就专门汇报了这种强迫的普遍性：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绑了八九个人，竟将合作社的生产队长捆起来，由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称粮食，不卖的将当场绑起（绑了2人）。将用部分粮食去喂鸭子的一个中农拿来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全乡没收了3户）；高要县第9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该区依坑乡搜屋36户，10区东围乡封了一个富农的屋，竟将1位老太太也封在屋内，以致上吊自杀。群众反映“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厉害”。598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的一篇《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写道：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
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自己没有支配权，被政府全被掠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就站在河边哭”，“被剥夺”的感觉严重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1954年，许多地区“牛羊上市量骤增”，“且有许多母牛、乳牛、小羊、小猪、仔猪价格也随着下跌”，“大批牲口有行无市冲击市场”，“有些地区还发生宰杀耕畜现象”，“甚至有的农民因政府禁止宰杀耕畜就故意先砸断驴腿，再要求杀驴”，甚至“台山县有1农户将刚生下的10个小猪全部弄死。”599牲畜被大量出卖和屠杀，使耕畜数量大大减少，无疑是对农村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生产力暴动”。除了“生产力暴动”外，偶尔出现的“抢粮”也表达了人们对这种征粮制度的不满。1957年5月12日至18日，山东惠民地区的利津、广饶两县，连续发生群众抢粮13起，涉及两个县的3个区、8个乡和37个村，参加抢粮的群众约有4800余人，共抢去粮食92000余斤，而抢粮的原因“主要是群众缺粮”。
把农民从自家土地里生产出来的粮食，再用强制手段从他们手里买过来，这是一种让农民无法理解也无法容忍的剥夺行为，所以在广大农村有了“年年有购粮，以后日子怎么过”，“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变了脸”600等不满情绪的表达，统购统销的实行，导致了农村关系的“全面紧张”。
怎么解决农民的这种“被剥夺感”，一个办法可以实现，那就是使生产出来的粮食不再是私人财产，直接进入公共预算。而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从此，粮食在进入农民家里之前就已经被“统购”了。
数量没变，原来从农民家里征购的粮食，而现改成“公社”上缴了，“被剥夺感”没有了，但是因统购而产生的“饥饿感”却并没有减轻，由于“社员吃不饱，无法干重活”，导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出勤率大大减低”，有些地区由于青年团员“饿、冷、腿酸”，所以“连团支部会也开不成”。601
解放了，农民仍然处于半饥饿状态，不再是因为地主的剥削，而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需要。
五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换来了令人骄傲的成就，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5%；手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83%；钢产量为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近3倍；发电量为193亿度，比1952年增长164.4%；机床产量达2.8万台，比1949年增长17.7倍；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5万多公里，比1952年增加1倍；全国铁路通车比1952年增加22%；生产出第一辆汽车，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川藏、青藏、新藏公路修到“世界屋脊”。
一切数据和事实表明，“一五”计划取得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伟大胜利，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激动的事啊！
1957年11月，毛泽东又一次去苏联参加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赫鲁晓夫提出“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启发了毛泽东，12月提出了“中国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1956年还在“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在大会发言中作了公开检讨，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李富春602做了《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是关键》的发言，就“二五”计划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例如：到1962年，要实现钢产量2500-3000万吨，增长367.8%-461.4%；发电量900-1100亿度，增长365.8%-469.4%；粮食6000-7000亿斤，增长61.2%-89.2%；棉花6500-7500万担，增长98.2%-128.7%；等等。并设想，在“二五”期间，国民收入增长一倍，全国人均消费水平增长40%。603
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坚决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6月中旬，李富春又向中央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提出“为了实现第二个五年的指标，1959年有决定的意义，必须争取1959年有一个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6月17日，毛泽东对这个要点有个批示：“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