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团头被打得歪向一边,撞在墙壁上,出的吱嘎声像无数细小的牙齿在摩擦。
它瘫软下去,落在墙角,暂时不再动弹,只是微微起伏,像一头蛰伏的、喘息着的黑暗野兽。
我剧烈地喘息着,心脏咚咚地敲打着胸腔,几乎要震碎我这把老骨头。
地板上,卓芯的身体不再抽搐了,鲜血从她失去头皮的颅顶汩汩流出,漫延开来,浸湿了她的衣服和我的地板,那股浓烈的腐臭混合着新鲜血液的铁锈味,几乎令人窒息。
她的眼睛还圆睁着,凝固着最后极致的惊恐和难以置信,空洞地望着天花板上的老旧吊灯。
我强迫自己移开视线,颤抖着抓起桌上的老式电话听筒,手指僵硬地按下了报警号码。
我的声音嘶哑得几乎不像自己的,只语无伦次地说有人受伤,快死了,需要救护车,地址……
挂了电话,我瘫坐在最近的椅子上,目光无法从墙角那团头和地上的尸体上移开。
它没有再动,但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却从未消失。
警笛声由远及近,敲门声响起,比卓芯之前的敲门声有力得多。
我踉跄着去开门,外面站着两名穿着制服的警察,一老一少。
年轻的警察看到屋内的景象,脸色瞬间煞白,猛地后退一步,手按上了腰间的配枪。
年长的那位显然经验丰富,虽然瞳孔猛地收缩,但迅挡住了同伴,厉声喝道:“后退!封锁现场!叫法医和支援!”
他转而看向我,眼神锐利如鹰:“您就是户主贺女士?生了什么?”
我语无伦次,尽量复述经过,省略了那头蠕动的细节和最后那惊悚的一扑——我知道这听起来有多疯狂。
我只说她是突然冲进来,然后……然后就变成了这样。
更多的警察来了,拉起了警戒线,刺眼的警灯将我的小院和客厅照得忽明忽暗。
法医蹲在地上检查,拍照的闪光灯一次次照亮这血腥的场景。
邻居被惊动,老李太太穿着睡衣,被拦在外面,惊恐地伸长脖子往里看,和旁边的警察低声说着什么,不时用那种混合着恐惧和怀疑的眼神瞟向我。
年长的警官,他自我介绍姓田,让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给我倒了杯水。
他的手很稳,但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审视。
“贺女士,您说这位卓芯小姐是突然冲进来,然后……她的头皮连同头就……自己脱落了?”他的语气尽量平稳,但里面的难以置信显而易见。
“是……是的……”我捧着水杯,水温透过瓷壁传来,却丝毫无法驱散我骨子里的寒意,“她之前来找过我,说她的头……有问题。很害怕。但我没想到……”
“她说有什么问题?”田警官追问,旁边的年轻警员飞快地记录着。
“她说……感觉头在动,在说话……我觉得她可能是精神压力太大……”我艰难地选择着词汇。
这时,一位年轻法医走了过来,脸色异常凝重,他摘掉手套,对田警官低声说:“头儿,初步检查……伤口边缘非常奇怪。不像是撕裂或切割伤,更像是……某种溶解或者强行剥离?而且,您最好过来看一下这个。”
田警官看了我一眼,跟着法医走过去。
他们蹲在墙角那团头旁,法医小心翼翼地用镊子拨弄了一下。
那团头突然极其轻微地抽搐了一下!
所有靠近的警察都猛地后退了一步,气氛瞬间紧绷到极点。
田警官脸色铁青,示意拿一个证物袋来。
一名警员战战兢兢地用长柄镊子和铲子,试图将那团头弄进加厚的证物袋里。
过程中,那团东西似乎又软塌塌地动了一下,出细微的窸窣声,几名警员的手明显在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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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它被塞进了袋子,封了口,但那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中疯狂滋长。
“贺女士,恐怕需要您跟我们回局里一趟,详细做个笔录。”田警官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沉默地点点头。
在警察局昏暗的灯光下,我重复着我的说辞,尽可能详细却又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自然的细节。
做笔录的警察不时抬头看我一眼,眼神复杂——我知道他们不信。
一个独居的老太太,一个死状诡异离奇的年轻女人,一堆关于会动会说话的头的疯话……这太像一出蹩脚的恐怖剧。
天亮时,我被允许回家,但被告知暂时不能离开本市。
回到冷清而带着残留血腥味和消毒水味的房子,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和孤立。
警察显然更倾向于认为卓芯是某种罕见疾病的受害者,或者……与我有某种不为人知的纠纷。
他们正在调查她的背景和社会关系。
下午,又有人敲门,门外是一个穿着得体西装、表情冷静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公文包。
“贺女士您好,冒昧打扰。我是卓芯女士的律师,我姓赵。”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关于我当事人的不幸,有些法律程序上的问题需要向您了解,同时,她也有一份文件委托我在特定情况下转交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