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之后，书卷顿时羽化，化为飞絮状羽毛气体，缓缓散逸开来。
第二日，董仲舒开始遍开门户，广收弟子，讲授儒学，特别是《春秋》，弟子数百人，杰出者比比皆是，其中褚大为梁相，嬴公为谏大夫，吕步舒为丞相长史，吾丘寿王（稍后）则官至光禄大夫侍中。
同时，还身为太子的刘彘也收到一卷谕旨，却是卢圣传来，刘彘亦是看完之后若有所思，心中慢慢思量，静待时机。
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
正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
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
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
汉景帝在位十六年之后驾崩，汉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
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谏之士”。
这次应举者百余人，庄助为举；公孙弘以明于《春秋》中选，为博士；辕固生亦以贤良应征。其余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操苏秦、张仪纵横之说者，一概罢黜，不予录取。
但是当时窦太后仍然健在。
窦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亲，武帝祖母，她好尚黄老，憎恨儒学，菲薄五经。武帝即位，被尊为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请她肯。此时自然还不是推行儒学的时候。事实上，儒学刚一抬头便遭到窦太后的严励摧折。
元年夏，汉武帝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
窦、田倾向儒学，推荐儒生赵络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是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用‘束帛加壁，安车蒲轮’的特殊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商议明堂礼制冥神王座全文阅读。似乎儒运当兴。
赵绾一时得意，竟要汉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以便推行儒术。结果窦太后大怒，私下调查出赵绾、王臧贪污事实，责问汉武帝，武帝将二人下狱，迫令自杀谢罪。
窦婴田蚡亦免职反省。申公以老疾为由，旋归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
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压抑，在艰难中挣扎。
直到窦太后亡故之后，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
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驾崩，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消失了。
六月，武安侯田蚡复出为丞相，坚冰已经打破，阻碍已经消除。
当时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
元光元年，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
董仲舒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和充足的理论准备，借助于可以自由阐的春秋公羊学，投武帝之所好，公开援道入儒，终于在融合儒道、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充实、挥儒家义理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让武帝心醉的既有儒家的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阴阳、四时，既有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的有为又有道家的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的无为的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从此，儒学正式成为神教，开始神化，真正占据中国官方哲学，儒学大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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