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警小子们一身臭汗地跑了进来。两人都是那种常见的大块头警察，其中一个帽子下面插了一枝花，那顶警帽歪扣在头上。看到了地上的死人，他丢掉花，弯腰去摸沃尔多的脉搏。
“像是死了，”他说道，又把他的身子翻过来一些。“哦，没错，我看到子弹从哪儿进去的了。干净利落。你们俩看到他中枪了吗？”
我说看到了。吧台后面的小伙子没说话。我跟两个警察描述了事情经过，说凶手似乎是开着沃尔多的汽车跑掉了。
那个警察一把将沃尔多的钱包拽了出来，飞快地翻了一遍，吹了声口哨。“一大把钞票，没有驾照。”他收好钱包。“好啦，我们没有碰他，瞧见没？只是想瞧瞧能不能找到他的车牌号，好用广播通缉。”
“你们没碰他才见鬼呢，”卢·彼得罗洛说。
警察瞪了他一眼。“好吧，伙计，”他轻声说。“我们碰他了。”
小伙子拿起一只干净的高脚酒杯，擦拭了起来。在余下的时间里，他从头到尾一直在擦着那只杯子。
又过了一分钟，一辆凶杀组的快车鸣着警笛，吱呀一声停在了门外，四个男人走了进来——两个警察，一个摄影师，还有一个搞技侦的。那两个警察我都不认识。在大城市里，就算干侦探这行干了许多年，你还是会认不全所有的警察。
其中一个警察是个矮小黝黑、安静温和的男人，脸上挂着微笑，一头拳曲的黑发，一双柔和聪明的眼睛。另一个警察则是个瘦骨嶙峋、下巴老长的大个子，鼻子上青筋凸起，眼神没精打采。他的模样像是个酒鬼。他看上去很厉害，但似乎是对自己究竟有多厉害稍稍有些高估。他把我赶进了靠墙的最后一个卡座，他的搭档则带着小伙子去了前头，蓝制服的巡警们这时便离开了。那个取指纹的家伙和摄影师埋头开始干活。
一个法医进来了，只待了一会儿就气冲冲地走了，因为房间里没有电话让他呼叫运尸车。
那个矮个儿警探把沃尔多的口袋翻了个底朝天，又掏空了他的钱包，把所有东西都扔进卡座桌子上的一块大手帕里。我看到了一大把钱、钥匙、香烟、另一块手帕，差不多就这些东西了。
大个子警探把我推进卡座一头。“交代吧，”他说。“我叫卡普尼克，调查警督。”
我把皮夹摆在他面前。他看了一眼，里外翻了一遍，把皮夹扔还我，在一本本子上记了一笔。
“约翰·达尔莫斯，是吧？私家探子。你来这里有事情？”
“有——喝酒，”我说。“我就住在街对面的伯格伦德公寓里。”
“认识前面那个小伙子吗？”
“他开张后我来过一次。”
“有没有看出他身上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没有。”
“这么个小年轻，碰上这种事情表现得似乎太淡定了，不是吗？没事，你不用发表意见。讲你的故事就成。”
我讲了——讲了三遍。一遍是为了让他记下梗概，一遍是为了让他记下细节，还有一遍是为了让他判断这是不是我事先背下来的台词。最后他说：“这小妞儿让我很感兴趣。凶手管这伙计叫沃尔多，但好像一点儿也不确定他会来这里。我是说，如果沃尔多不确定那小妞儿会上这儿来，那也就没人能够确定沃尔多会上这儿来。”
“这个见解很深刻，”我说。
他端详着我。我脸上没有笑。“听上去像是仇杀，对不对？不像是事先预谋好的。也没有策划逃脱手段，他能跑掉纯属运气。在这座城里，一般人下车时不大会不锁门。凶手当着两个有效证人的面行凶。这一点让我很不舒服。”
“我不喜欢当证人，”我说。“报酬太低了。”
他咧嘴一笑。他的牙齿看上去斑斑点点的。“凶手真喝醉了吗？”
“就凭那样的枪法？没醉。”
“我也这么想。好吧，这案子很简单。这家伙肯定有案底，还留下了一大把指纹。就算我们这儿没有他的大头照，不出几个小时我们也会查出他的身份来。他跟沃尔多有仇，但他今晚并没有打算见沃尔多。沃尔多只是进来打听一个小妞儿的下落——他跟那妞儿有个约会，但没有接上头。今晚很热，这样的大风会毁了姑娘的妆容的。她很可能找了个地方，进里头等着。这么说，凶手冲着沃尔多的心窝给了他两枪，然后逃之夭夭，根本就不在乎在场的你俩。事情就这么简单。”
“没错，”我说。
“简单得让人觉得不对劲，”卡普尼克说。
他摘下毡帽，胡乱捋了一把那头蓬乱的金发，然后把脑袋架在两只手上。他生着一张又长又凶的马脸。他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把脸，又擦了后脖颈和手背。接着他摸出一把梳子，梳了梳头发——他梳过头的模样更难看了——然后重新戴好帽子。
“我只是在想，”我说。
“嗯？想什么？”
“这个沃尔多对于那姑娘的衣着打扮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他今晚肯定已经见过她了。”
“那又怎样？也许他要出去撒泡尿。也许等他回来的时候，那姑娘已经走了。也许她改主意了。”
“没错，”我说。
但这根本就不是我的真实想法。我的想法是，沃尔多懂得用一种普通人根本不知道的方式来描述那姑娘的衣着。印花波蕾若短外套，蓝色绉丝裙——我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波蕾若短外套。我也许会说那是条蓝裙，甚至是蓝丝裙，但我绝对说不出蓝色绉丝裙来。
过了一会儿，两个男人拎着一只篮子走了进来。卢·彼得罗洛还在擦拭着玻璃杯，跟那个黝黑的矮个儿警探说话。
我们几个全都去了警察局总部。
警察问讯卢·彼得罗洛的时候，他表现得挺不错。他老爹在康特拉科斯塔县里靠近安条克的地方有片葡萄园。他给了卢一千美元，让他做生意。卢就开了这家鸡尾酒吧，里里外外再加霓虹灯，总共花了正正好好八百美元。
他们放他走了，叫他不要开门营业，直到他们确信取完了指纹为止。他到处找人握手，咧嘴笑着说，估计这场凶杀案对生意还是有好处的，因为不管出了什么事，没人相信报上的报道，大家肯定会上他这儿来听他讲故事的，顺便再买上几杯酒。
“这家伙可真是不知忧愁为何物啊，”卡普尼克说。“反正是不会因为别人而忧愁。”
“可怜的沃尔多，”我说。“指纹取得怎么样？”
“有点糊，”卡普尼克气哼哼地说。“但我们会做一个分类判定，今晚电传到华盛顿去的。要是没有匹配的，你就要在楼下放照片的铁架子前面认一天照片了。”
我跟他还有他的搭档握了手——他的搭档叫伊巴拉——然后就走了。他们也还不知道沃尔多究竟是谁。他口袋里没有表明身份的物件。
<h2>2</h2>
晚上9点左右，我回到了我住到的那条街道。我左右张望了一番街面，这才走进伯格伦德公寓。那家鸡尾酒吧就在对街再过去一点的位置上，有一两个看客把鼻子贴在玻璃上，但并没有大群的围观者。人们看到了警察和运尸车，但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除了在街角的杂货店里玩弹球机的那几个小子。他们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保住工作。
大风还在呼号，烫得像是从烤炉里吹出来的，尘土和碎纸屑在风中打着旋，直往墙上撞。
我走进公寓楼的门厅，乘自动电梯上了四楼。我拉开门，跨了出去，发现那里正站着一个在等电梯的高个儿姑娘。
那姑娘一头棕色的鬈发，戴一顶有丝绒帽圈和宽松蝴蝶结的宽边草帽。她生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睫毛长得都快到下巴颏了，身上是一袭蓝裙，有可能是绉丝的，线条简约但曲线毕现，裙装外面披着一件也许是印花波蕾若的短外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