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刻之后毕尔德出来，我们叫醒韦尔斯太太，让她一起听听医生怎么说。
“哈丽叶显然有严重脑出血。”毕尔德轻声说，“你们也看得出来，她已经失去语言能力，没办法控制随意肌，很可能连思考能力也丧失了。她的心脏好像也受到影响，在肉体上，她几乎等于已经……”
毕尔德停顿下来，转头问韦尔斯太太：“柯林斯太太最近跌倒过吗？或者拿剪刀、菜刀甚至编织针时伤到过自己吗？”
“绝对没有!”韦尔斯太太叫道，“医生，柯林斯太太很少动，根本不可能发生那些事，我也不允许她碰那些东西。就算有她也会告诉我……不，不，她不可能受这种伤。”
毕尔德点点头。
“你为什么这么问？”查理问。
“你母亲这个位置有个新伤……”毕尔德边说边碰触胸骨正下方的横膈膜，“大约五厘米长。不严重，而且快复原了。但很不寻常，毕竟她已经不太……”他摇摇头，“不过无所谓，我相信那跟她昨晚发生的脑出血和神经症状无关。”
原本我一直站着，但此刻我双膝无力，不得不坐下来。
“那她……会复原吗？”查理问。
“没希望了。”毕尔德断然回答，“她的神经症状和脑部栓塞太严重。她很可能会再度恢复意识，过世之前神志甚至可能比以前清楚，但我很确定回天乏术了。短则几天，长则几星期。”
韦尔斯太太一副要晕倒的模样，查理和毕尔德扶她回到沙发床。
我坐在椅子上呆望着炉火。当时美国时间是中午刚过。狄更斯正在某个舒适明亮又干净的地方，被侍候得像国王，正准备度过另一个备受倾慕的夜晚。在一封最近威尔斯给我看的信件里，狄更斯写道：“人们会转头过来，再转身面对我，仔细端详我……或者会告诉旁人：‘你看!狄更斯过来了!’”信里还炫耀他每次搭车都会被认出来：“……在火车上，只要看见有人明显很想跟我说话，我通常主动先去跟他们攀谈。”
多么高贵的举动!我这位过去的合作伙伴兼永远的竞争对手简直大方得难以形容!他在那里屈尊俯就地跟成千上万个爱慕他、不学无术又无比浅薄的美国人说话，那些人连他走过的土地都想跪下来膜拜。我却坐在这里面对痛苦悲戚与绝望，我母亲死状凄惨，而我脑袋里有个甲虫在钻动……
“我先离开了。我会在附近朋友家过夜，明天早上搭第一班火车回伦敦前会再来看哈丽叶一趟。”毕尔德在说话。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查理显然已经让哭哭啼啼的韦尔斯太太回房休息，现在他穿着大衣戴着厚实的艺术家便帽在门口等着送毕尔德离开。我一跃而起，用双手握住毕尔德的手连声道谢。
“我留下来陪妈妈。”我对查理说。
“等我回来换我陪她，”查理说，“威尔基，你好像累坏了。把炉火烧旺点，等我回来你就在长沙发上睡。”
当时我只是摇头，但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说晚上我来陪妈妈，或我不累，或我不需要炉火。然后查理和毕尔德走了。他们的马车朝村庄驶去的时候，我听见马匹挽具上的铃铛虚伪不实的冬季欢欣铃声。
我走进母亲房间，坐在她床边那把硬椅子上。她的眼睛依然睁开着，但明显看不见，眼皮偶尔会快速开合。她的手臂和手腕弯折起来，像雏鸟摧折的羽翼。
“母亲，”我轻声唤她，“我很抱歉……”
我说不下去。我很抱歉……然后呢？抱歉我跟祖德之间的牵连害死了她。真是这样吗？
过去几个月来我写给她的信或跟她说的话都只绕着我自己的成就打转。我一直忙着写剧本、看排演、出席试演，抽不出时间来陪她。就连圣诞节也只吝啬地拨出几个小时，之后马上搭火车回城里去。去年夏天以来，我写给她的信不是聊我自己(虽然她真的很喜欢听到我有所成就)，就是请她为将来留给我跟查理的遗产预做安排。
“母亲……”
她的眼皮又快速颤动。她想说什么吗？母亲向来是个爱热闹、健谈、自信、能干、社交关系稳固的人。多年以来，即使在我父亲故去后，她经常招待一屋子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她在我心目中永远精明干练、高贵得体，有种皇族般的沉稳自在。
如今却变成这模样……
亲爱的读者，我不知道自己在母亲的床边坐了多久，我却知道不知何时我开始啜泣。
最后，我必须弄清楚。我把蜡烛挪过来，上身俯在她死气沉沉的躯体上方，把被子往下拉。
母亲穿着睡衣，前襟只有几颗扣子，对我来说并不多。我还在低泣，一面用衣袖抹去止不住的鼻水，一面把被子往下拉，露出母亲布满青筋的苍白浮肿脚踝。我愈哭愈大声，一只手举着蜡烛，慢慢拉起母亲的法兰绒睡衣。
烛火烧着我的眉毛和头发，因为我用左前臂遮住眼睛，避免做儿子的看见母亲的裸体。但我承认我遮住视线时不慎把母亲汗湿的睡衣卷得太高，露出了她皱缩下垂的双乳。
在那对乳房底下，就在她撑起苍白肌肤的山形胸肋底下，有一道红色印记。
伤口的长度、色泽和形状看起来毫无轩轾。
疲累与恐惧交迫的我几近疯狂，使劲扯开自己的衬衫，迸落的纽扣掉在木地板上，滚到床底下不见踪影。为了看清楚我上腹部那道红色疤痕，我几乎弯折了腰，手上的蜡烛快速来回移动，比对我的圣甲虫伤疤跟母亲胸腔下方的疤痕。
如出一辙。
我背后传来木板咿呀响与一声惊呼。我连忙转身，看见韦尔斯太太瞪大眼睛惊慌失措地望着我，当时我衬衫下摆露在外面，纽扣敞开，母亲的睡衣仍然卷到领口。
我张嘴想解释，却无话可说。我把母亲的睡衣拉下来，帮她盖好被子，蜡烛放回床头柜，转身面对韦尔斯太太。她吓得往后缩。
前门传来惊人的砰砰声。
“你待在这里。”我对韦尔斯太太说。我快步从她身边走过时，她只是咬着指关节猛往后退。
我冲到前门。我脑子一片混乱，满心以为毕尔德奇迹般地带着修正过的乐观诊断结果回来了。走到门边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母亲房间，韦尔斯太太不见踪影。
来人还在敲门，而且愈来愈狂暴。
我猛地拉开门。
四个高大男人站在午夜过后的降雪中，都是陌生面孔，穿着几乎一模一样的黑色厚大衣，头戴工人便帽。一架灵车似的马车在外头等候，车灯微弱幽暗。
“威尔基·柯林斯先生吗？”离我最近个头也最大那个男人问道。
我默默点头。
“时间到了，”那人说，“探长在等您。等我们回到伦敦，一切都会准备就绪。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