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莎几乎从来不曾写信给她父母，不只是因为她跟我交往而跟家人疏远。尽管我耐心地教导马莎读书写字，她跟她妈妈其实都接近文盲，她们会写字母，能签署自己的名字，大字却都不认得几个，也都不曾花时间写信。她爸爸会读会写，却从来不写信。马莎偶尔回家探亲(她在老家附近的雅茅斯没有任何朋友，只有家人)，但她总是一再强调她不曾跟家人透露她在这里的生活情况：没说过她的地址，没提过她的真实处境，更没透露过她跟“道森先生”的虚构婚姻。根据她不久前回家提供的信息，她家人始终以为她在伦敦某间普通旅馆担任女仆，跟三名同样出外谋职、虔信基督教的好女孩合租一套廉价公寓。
我可以相信她从没把真相告诉过家人吗？
嗯，我觉得可以，马莎没骗过我。
我带马莎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在城里遇见过熟人？或者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人看见过我们？
我几乎可以确定没有。尽管伦敦有时候确实很小，尽管上流社会的朋友和熟人偶尔会狭路相逢，我却从来不曾带马莎到任何可能撞见我生活圈子里的人的地方，更不会在大白天里。我跟马莎一起出门散步的少数机会里，我总是带她到城里的偏僻角落，比如遥远的公园、灯光阴暗的小馆或小巷弄里的餐厅。我总是告诉她我想探索这个城市，想跟玩捉迷藏的孩子一样发掘这个城市的新景点。我相信她早就看穿我的把戏，但她没有埋怨过。
不，不会有人知道。就算真有人见过我们，他们也不知道跟我在一起的年轻小姐是谁，更不会放在心上：只是另一个挽着无赖威尔基手臂的年轻女演员。我结交过无数这种女性。只是另一朵长春花，就连卡罗琳都知道这些长春花的存在。
我离开椅子，走过去坐在床边。马莎翻身过来面向我，鼾声暂时停止，却没有醒过来。
我手里还拿着枕头，月光覆盖我修长灵敏的手指，仿佛用白色颜料为它们上色。我每一根手指都比枕头上的白色枕套更洁白。突然间，我的手指好像融入细柔枕巾，仿佛沉没其中，融化了，变成布料的一部分，宛如尸体的手消失在白垩里。
或溶化在生石灰坑里。
我上身前倾，把枕头盖在马莎沉睡的脸上。我右眼后侧的甲虫匆忙往前跑，想看个清楚。
法兰克·毕尔德!
两个月前我跟毕尔德说起我朋友有个被抛弃的已婚女性朋友，那人目前独居，怀着身孕却手头拮据。我请他推荐产婆。
毕尔德用饶富兴味又带点责难的眼神望着我：“你知不知道你朋友的女性友人预产期大约何时？”
“应该是在6月底，”我觉得耳根发热，“或者7月初。”
“那么等她九个月的时候我会亲自去看她……很可能会亲自帮她接生。有些产婆技术高超，很多却会弄死人。给我那位女士的姓名地址。”
“我手边暂时没有这些资料，”当时我告诉他，“我会跟我朋友打听，再写信告诉你。”
我给他马莎的姓名地址，然后把那件事抛到脑后。
但毕尔德可能没忘，万一他这星期看到报纸……
“可恶!”我大骂一声，把枕头扔到房间另一头。
马莎立刻醒来，费劲地撑起来坐直，像大海怪似的浮出铺着床单的海面。“威尔基!怎么回事？”
“没事，亲爱的。只是风湿性痛风加上头痛，抱歉吵醒你了。”
头痛千真万确，因为甲虫(不知何故怒气腾腾)钻回我大脑深处。
“哦，亲爱的孩子。”说着，马莎把我搂向胸脯。片刻后我就那样入睡了，头依然枕在她肿胀的胸部。
这段时期我撰写的作品名为“夫妇”。主题是关于男人如何受诱跌入恐怖的婚姻。
最近我读到皇家委员会前一年发表的英国婚姻报告，令人震惊的是，委员会认可了苏格兰的婚姻法，只要男女双方同意，婚姻关系就成立。报告中竟然为这类婚姻辩护，指称这种婚姻可以帮助“受骗妇女”抓牢那些对她们怀有不当意图的男人。我在这些文字底下画线，又在报告空白处写下批注：“某些情况下，这些婚姻也是捕捉浪荡男人的陷阱!!!!”
亲爱的读者，你可能会觉得那四个惊叹号太多了，但我向你保证，它们远远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扭曲法律来协助那些对男人如饥似渴的花痴，这种做法实在太荒诞、太可憎。被诱捕踏入婚姻，甚至获得皇室同意与协助，这种事简直令人发指，难以想象，比格洛斯特街90号仆人用梯里那个实体更叫人毛骨悚然。
但我知道我绝不能以受害男性的观点写这本书。1869年的读者(不，应该说一般大众)，根本就看不出这种陷阱会对那些他们自命清高地贬为“无赖”的男人造成多大的痛苦与灾难(即使那些男性读者与男性大众之中绝大多数都曾有过类似的“浪荡”岁月)。
于是我睿智地把我的受害男主角转化为娇弱却出身高贵的上流仕女，因为一时失察，被迫下嫁一名暴徒。我不但把那个暴徒设定为牛津大学毕业生(哦，我多么憎恶牛津和它代表的一切!!)，更是牛津的运动员。
容我自夸，运动员这个点子真是神来一笔。生活在遥不可及未来的读者，你必须了解，在我这个时代的英格兰，体能训练这种白痴行为和运动这种荒谬事物已经与宗教的伪善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名为“强身派基督教”的庞大怪物。目前蔚为风潮的观念是，好的基督教徒应该“身强体壮”，应该投入各种没大脑的粗野运动。强身派基督教不只是一时潮流，更符合达尔文的洞见，也说明英国为什么有权统治整个世界以及俯仰其间那些孱弱的褐色小个子。这是体现在杠铃、田径赛和一堆人跳上跳下、把自己推上推下的运动场上的优越感。报纸、杂志和讲道坛纷纷大声疾呼，要大家变节投入“强身派基督教”怀抱。牛津与剑桥这两所古老辉煌英国的迂腐学者育儿室以他们一贯的傲慢气势信奉它。
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得意地把这股潮流抛向我那些不明就里的读者。世上可能只有我知道我那个受困被虐的女主角其实是被掳获的男人，只是，我的牛津暴徒已经足以引发议论了。
即使《夫妇》的创作还在最初阶段，我已经因此树敌不少。毕尔德和雷曼的孩子听说了我的牛津暴徒，都很气恼我，觉得我背叛了他们。枉费我跟他们说了那么多经典职业拳击赛的精彩传奇，为他们描述英国拳击冠军汤姆·塞尔斯硕大的二头肌。
这些事只会让我笑得更开心，因为我经常逼着毕尔德带我到他偶尔出诊的拳击或团队运动训练营。我在训练营诘问那些受训者和其他人，逼着他们说出这种强身生涯究竟有多么不健康，又如何像回归达尔文弱肉强食丛林一样，把运动员变成暴徒。此外，我还通过毕尔德质问训练营的医生，要他们说明这种训练会对身体与心灵造成何种损害。站在艳阳下抄写笔记对我而言是一大折磨，可是我至少每小时喝一次随身瓶里的鸦片酊，这才熬过来。
《夫妇》的第二个主题(隐藏在不公义的诱捕式婚姻背后)是：所谓的道德完全伴随个人的悔过能力而来，这是动物(或运动员)彻底欠缺的能力。
毕尔德自己也是运动狂热分子，他带我探访一个又一个汗臭弥漫的病态巢穴的过程中，对我的理论未予置评。到了1869年7月4日，毕尔德在波索瓦街为马莎接生了一个女娃娃。同样也是毕尔德到教区处理那些棘手的程序，为孩子办好户口。孩子的母亲登记为马莎·道森太太，孩子叫玛丽安(用我最畅销的小说女主角的名字)，父亲则是威廉·道森，绅士，巡回律师。
由于我写作与研究工作忙碌且繁重，孩子出生时我没有在场，一两星期以后才去探视马莎和号啕大哭的婴儿。一如我在1月以及我情妇结婚、我向即将丧夫的弟媳求婚的那个10月夜晚许下的承诺，我把马莎的生活费从二十英镑调升到二十五英镑，马莎喜极而泣向我道谢。
可是亲爱的读者，我的故事进度超前太多，遗漏了一个更重要的细节。如果你希望充分了解这个故事的结局，就得跟我一起度过1869年6月9日星期三那天晚上，那是斯泰普尔赫斯特事故以及狄更斯遇见祖德的四周年纪念日，也是狄更斯最后一次度过这个纪念日。
[1] Uncle Tom’s Cabin：1852年出版的美国小说，作者为哈丽叶特·斯托，是一部反奴隶制度的小说，又译为“黑奴吁天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