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告诉他，多年前在罗马那个闷热日子里，我们的父亲说起这件事时我也在场，但我终究忍了下来。那天下午在我弟弟的房间里看着他收拾他的速写簿，将它们锁进抽屉里时，我只说：“那些速写画得好极了，真的很好。”我没有提醒他艺术界有个不成文规定，不能在人体画里呈现男性性器官。一般做法是直接留白，更多人选择画一块腰布。查理不但违反这个原则，他笔下甚至有部分男性器官处于兴奋状态。
那次事件过后没几个月，我父亲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或许是查理没有把画作收藏好，或不小心说漏嘴。我记得某天早上查理被叫进我父亲的画室，画室房门紧闭，我父亲不知是用树枝、手杖还是丁字尺鞭打查理，只听见查理尖叫个不停。
我父亲过世后，我认为我们两兄弟应该可以跟我母亲一起在她在汉诺威露台的家愉快地过完余生。但我跟卡罗琳·G的私通让我离开了这个避风港。不过，我跟卡罗琳与她女儿哈丽叶——我多么喜欢这个名字的巧合!——共同生活后那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虽然我会在新家写信给一些朋友，却经常回到我母亲的家，在那里写信给我和母亲共同的朋友们。当然，我母亲并不知道卡罗琳的存在，即使她知道，也从来没有表露出来。我经常编造些独居在外的单身汉生活细节，从来不曾提起任何女性，更没提过丧偶的卡罗琳。不过，在我跟卡罗琳同居那段时间里，我母亲也从来没有说过要来我的住处探望我。
1851年我结识狄更斯时，还住在我母亲家。那段时间的我跟狄更斯，正如某位记者后来描写的那样：“两个人都是精力充沛的男士，对戏剧充满热情，热衷饮酒作乐及旅游，追求极度愉悦、彻底放松与慷慨激昂。”而在我们短程旅游、彻底放松和慷慨激昂之后，狄更斯就会返家回到他那愈来愈像母牛的妻子身边，我就回到我母亲身旁。
我弟弟如果没跟凯蒂·狄更斯结婚，一定会跟我母亲同住到她离开人世，之后继续在那里住到他自己死亡。
我们永远没有人真正知道1860年暮春时节查理为什么会突然向凯蒂求婚。事实上，根据我的了解，那年春天其实是凯蒂主动向我弟弟求婚的。总之，当时急急忙忙把婚期定在仲夏时节的人确实是凯蒂，她完全不理会她父亲的高分贝激烈反对：既反对这桩婚事，更反对仓促的婚期。
我弟弟并没有丰富情史。坦白说，直到三十二岁那年(也就是结婚那年)，他一直跟女性保持距离。那年春夏之间流言盛传凯蒂爱上了爱德蒙·耶茨，也使出浑身解数追求对方。爱德蒙·耶茨是狄更斯的年轻友人，曾经写过一篇贬低萨克雷的传略，致使萨克雷与狄更斯决裂。当时有人形容耶茨：“……也算非常迷人，可惜只是表面层次。”
管他是不是表面上迷人，凯蒂反正爱上了他。尽管耶茨经常出入塔维斯多克寓所与后来的盖德山庄，尽管凯蒂明显地挑逗他——在任何人眼中都很明显，包括狄更斯和我——耶茨却视若无睹。任性的凯蒂(当时她刚满二十岁)转而向我弟弟查理求婚。
婚礼前几个月，我造访盖德山庄，发现凯蒂恋情的转向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我写信告诉我母亲：“……查理还在努力说服自己接受结婚这个事实。”
多年以后，我弟弟死于后来被证实为癌症的反复性溃疡后，我问过凯蒂她为什么跟查理结婚。“当时我必须离开那个家，”她答，“必须离开我父亲。”
狄更斯不赞成这门婚事，但凯蒂毕竟是他最宠爱的孩子，他没办法拒绝她的任何要求，包括这桩儿戏婚姻。
1860年7月17日，海厄姆的圣玛丽教堂几乎被白色鲜花覆盖。五年后，狄更斯的小屋组合完成后，在里面就能看见教堂的尖塔。附近的下层阶级街坊邻居在通往教堂的路上竖起鲜花拱门。婚礼前一天晚上村民鸣枪表示庆祝，可是暴躁又不安的狄更斯穿着睡衣跑到盖德山庄的草坪上，手拿猎枪只问了一句：“那枪声是怎么一回事？”
一辆特别列车从伦敦把婚礼宾客接来。我记得当时跟低调朴素的绅士托马斯·卑尔德聊了几句，他二十年多前曾经担任狄更斯的伴郎，是在场唯一一位曾经出席新娘父亲婚礼的宾客。只是，狄更斯在简短的特别祝贺词里竟挖苦地——我觉得几乎有点儿愤怨——提及“二十四年前在某栋都市建筑里举办的类似仪式”。
凯蒂的母亲凯瑟琳当然没有出席。狄更斯依然健在的老母亲伊丽莎白·狄更斯也没参加婚礼。新娘母亲的娘家只有乔吉娜出席。不过好像没多少人注意到这件事。
婚礼结束后，宾客们回到盖德山庄享用丰盛早餐。同样地，餐桌上面及周边的一切都缀满白色鲜花。尽管早餐菜色极尽奢华，过程却只花了一小时。主人预先告知宴席上不会有任何致辞，果然说到做到。我注意到新郎新娘只在餐桌旁稍坐片刻就消失了，其他宾客用餐后则是到草坪上玩游戏。我母亲对这桩婚事的态度类似狄更斯，那天早上一直需要照料。我弟弟和凯蒂重新出现时，两人都穿着外出服。一身黑衣的凯蒂情绪崩溃，伏在她父亲肩膀上痛哭。我弟弟脸色愈来愈苍白，我担心他随时会晕倒。
我跟我母亲和其他大约三十名宾客聚在马路旁跟新人吻别，也跟所有人握手，依礼俗向新人扔旧鞋。马车离开后，我母亲说她身体不舒服。我先扶她坐在树荫下，再回去跟狄更斯道别，却到处找不到他。他没有跟年轻人在草坪上玩耍，也没有在楼下客厅或楼上的撞球间或书房。
我看见玛丽从楼梯上走下来，于是上楼走到凯蒂房间——那天早上之前的凯蒂卧房——看见狄更斯跪在地上，脸埋在凯蒂的结婚礼服里，哭得像个小孩子。他抬起头看我一眼，老泪纵横的脸庞可能只看见我在门口的模糊身影，也许以为我是他女儿玛丽。他用嘶哑的破嗓子哭着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凯蒂也不会离开家。”
我没有答话，直接转身下楼走到院子里，扶起我母亲，找了架马车带我们到火车站搭车回伦敦。
我弟弟和凯蒂不会有孩子。外界谣言四起，说他们婚后始终没有圆房，这谣言也许出自狄更斯口中，但也可能是凯蒂自己说的。的确没错，到了狄更斯发生火车意外事故的1865年夏天，凯蒂已经成了怨妇，四处招蜂引蝶，显然有意找个情人。如果不是她父亲虎视眈眈时时警戒，她身边多的是可以罔顾道德跟已婚妇人上床的男性。
我弟弟的慢性病和胃痛也成为狄更斯家族的一大困扰。当时我认为他只是胃溃疡。1873年我弟弟死于胃癌，当时我唯一的慰藉是，查尔斯·狄更斯比我弟弟早走一步。
狄更斯在1865年那个不寻常的秋天对我说：“威尔基，你弟弟每次在这里吃早餐，就会为我的餐桌带来一张死人脸。”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狄更斯认定查理活不了多久，而且他——这位天下无双先生从来闭口不谈自己的病症，更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也会死——觉得查理不如早点儿死了算了。
亲爱的读者，那么话题就回到1865年冬天我悲惨的健康状况。
我父亲生前也饱受风湿之苦，病灶集中在他左眼后侧，以至于他晚年几乎无法作画。我的风湿与痛风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我的右眼，让我右眼几乎不能视物，写作时只得把左眼眯成一道细缝。疼痛也进犯我的手臂和手掌，所以我蘸取墨汁时必须先把笔从右手换到左手。
到最后我势必完全无法写作，只能躺在沙发上口述我未来的作品，但还得事先训练我的年轻助理——先是哈丽叶，之后会是某个更倒霉的人——别理会我的痛苦哀号，只要专注聆听我夹杂在惨叫声里的口述语句。
我早先说过，鸦片酊是我对治疼痛的缓解剂。或许我也提到过，一般都是在一杯葡萄酒里加入三五滴鸦片酊一起服用，可是到了这个阶段(1865年冬天)，我必须一口气喝个两到三杯才有办法工作或入睡。
服用鸦片酊会有一些我说过的坏处，比如总是觉得自己被人跟踪或遭到迫害，也会有幻觉。起初我认为那个绿皮肤黄獠牙的女人只是幻觉，可是自从她开始在黑暗的楼梯间攻击我，我有好几次早晨睡醒时在脖子上发现抓痕。
某天晚上我在书房写我的小说《阿玛达尔》，突然发现有个男人坐在我左边的椅子上，离我只有几厘米，他也在写东西。那人是我的分身，应该说他就是我：同样的服饰、拿着同一支笔，用迟钝又震惊的表情望着我。当时的我想必也是用同样的表情望着他。
他伸手拿我的空白稿纸。
我不能让他写我的作品，我不能让那页白纸——那页属于我的白纸——变成他的。
我们开始扭打。椅子翻倒了，一盏灯砸碎了。我在黑暗中推开他，跌跌撞撞冲出门外，跑回我的卧房。
隔天早上我走进书房，发现书房的墙壁、部分窗子和窗台、昂贵波斯地毯的一个角落、我的椅子、上面的椅垫和两层书架上的书都被喷溅了墨水，斑斑驳驳活像大麦町犬的毛色。我的小说被人多写了六页，那上面的字迹几乎像是我的，但还不够像。
我把那些纸页扔进壁炉里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