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担心，李源良则依旧逍遥度日。不过，唯独一件事令我感到颇为欣慰——席有仁在南洋的事业发展迅速，势如破竹。对席有仁而言，战后的混乱或许正好为他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他转眼间便填补了战时的空白，眼看着壮大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
这样的席有仁依然时常来信。有一次，李源良带着事不关己的表情，开心地说道：“呵呵，那家伙也做得不错嘛！”我心下惊愕，直直地盯着他幸福的笑容。对我们而言，席有仁的惊人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他在信中曾表示，他迟早会涉足外贸，叫我们再忍耐一阵——这对我们而言拥有何等重要的意义，难道李源良不明白吗？对他而言，似乎得到外国著名音乐家所办演奏会的门票更为重要。不过，没关系，因为他是木偶，而我是木偶师。不用说，给席有仁写回信是我的工作。于是，我频繁地与席有仁联系，静待时机。
然而，李源良却突然死于交通事故。为了准时赶去听音乐会，他急匆匆地横穿马路，却被一辆出租车撞飞。李源良之死令我觉得浑身都失去了力量。没错，他或许的确是我随意操纵的木偶，但观众一直以来看见的都是这个木偶，没有任何人知道藏在幕后的木偶师是什么模样。面对破碎的木偶，我茫然呆立，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木偶曾在兴祥隆银行的董事会上发表创新性的意见。战后重回上海后，他的银行又绝望且奋不顾身地支援民族产业。然而，身为银行主人的这个木偶，却连纺织中最简单的原价计算都不懂，只知热衷于从扬子江公司的朋友手中得到外国唱片。被海量的资料和数字掩埋、拼命与官僚资本作斗争，以及过去那些创新意见的来源，都是我李东昌。流亡香港、饱经风霜、忧愤度日的又是谁？还是我。而李源良只知抱着胡琴，享受南国的和风徐徐！
即便如此，但人们会怎么想呢？既是具有创新性的银行家，又是火热的爱国者，并且为了民族产业废寝忘食、不懈奋斗，最终光荣败北的硬汉……这些头衔都加在了那个木偶身上，实际上却都是从我身上剥夺走的。
木偶碎了，一切便都结束了吗？不，一切都与以前一模一样，碎掉的不过是形骸罢了。
这很重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席有仁已经完成了外贸部门的准备工作，很快便要开展业务。而且，朝日产业的老东家去世后，新董事会经过内部商议，已经决定关闭出口部门——碎掉的木偶恐怕从未想过这些事。在李源良死去的一刹那，他脑中浮现的只会是幻想交响乐队即将开始的华丽演奏，并为自己错过这一机会而感到悔恨。也就是说，我那亲爱的木偶根本不需要席有仁，需要席有仁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这个木偶师。
席有仁总在信中提及昔日的恩义，他之所以联系李源良并打算提供工作，也完全是因为那件往事。而李源良一死，席有仁此生似乎便再也无法报恩了。果真如此吗？实际上决定救济瑞和企业的人究竟是谁？
我虽是木偶师，但如今木偶已碎，难道我不能出面成为新的木偶吗？此前给予木偶那么多的东西，如今不正是收回的时候吗？
我成了李源良。这绝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直被人们认为属于李源良的东西，其实全都属于我。我所做的并非夺取，而是收回。
我和李源良都没见过席有仁，总是擦肩而过，也不曾互赠照片。确认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互相知道救济席有仁的原委，以及二人通信的内容。说到李源良和席有仁之间的通信，我比真正的李源良更加熟悉。对于席有仁的一部分来信，李源良甚至从未读过，而往南洋写信的人一直是我。
我并未将李源良的死讯通知席有仁。席有仁认识的李源良是救他脱离困境的李源良，而这个李源良其实并未死去，还好端端地活着。我彻底变成了李源良，并且对此毫无罪恶感。我只是收回给予那个已死男人的东西而已，顺便也包括名字——
当时，我羞于没落，便在香港使用了假名。来到日本后，在外国人入境登记中也使用了那个假名。但实际中，我们使用的自然还是真名。中国人大多拥有两三个名字，诸如字、号。从这一点上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妥。只不过在东京，虽然只限于与朝日产业有关的极小范围内，但毕竟有人知道我并不是李源良。因此，我觉得不能留在东京。
席有仁终于进军外贸行业，并将昔日的恩人李源良指定为驻日总代理。于是李源良离开朝日产业，创办了一家新店。为了令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兼且考虑到关西是日本产业的重要中心之一，李源良便决定将根据地迁至神户——对于这一决定，南洋的席有仁丝毫未觉奇怪。
不愧是瑞和企业，有它作为后盾，那些生意的交易数额都异常巨大，与此前专门出口塑料的小家子气的生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由于往事之故，在商定价格时，席有仁也给我留出了非常大的利润空间。转眼之间，我就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我的梦想开始再次膨胀起来。成为海外民族产业的旗手——这一梦想变得不再模糊。我的可用资金逐渐增多。此前的华侨主要都活跃于商业部门，但我认为今后必须扩展到生产领域。在从事了好几年、已经颇为熟悉的塑料工业方面，我积累了不少知识，规模上也恰好合适。可以先建设塑料工厂作为起步，然后再扩大规模——或许我的年纪有些大了，但我会尽力而为！我之所以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事业。
或许你会认为我是在狡辩，但我还是想说——我从未想过要赚钱来过上奢侈的生活。我的生活一向俭朴，只要你去一趟我家就会明白。在产业界留下足迹才是我唯一的生存价值。不是我夸海口，我的个人生活毫无问题。我一门心思地埋头事业，甚至懒于成家。名声？那也非我所欲。只要想想我一直满足于木偶师这一身份的事实，自然就会明白。
后来，席有仁来了日本。我并未感到慌张，因为我是比李源良更真实的李源良。无论谈到什么，我都能应对得比真正的李源良更好。在信中，我也时常写下一些身为实业家的哲学观念，而真正的李源良与这些可说是毫无瓜葛。因此，席有仁若与真正的李源良讨论实业哲学，只怕席有仁反会感到疑惑。
席有仁乘船抵达了。由于是初次见面，我们约定在帽子上插上黄色假花作为标记。当我们的手第一次握在一起时，他几乎快要流出泪来。我丝毫没有感到心虚愧疚，因为将这个男人从毁灭边缘拯救回来的人就是我。
我做梦都没想到，在神户竟会有知道我不是李源良这一真相的人存在。可是，我却还是与以前在银行任职的徐铭义相遇了，而且，他还曾带领席有仁游玩上海。我当时吓了一跳，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无须担心。席有仁很忙，他计划只在神户待两三周的时间。在此期间，我应该会与他形影不离。徐铭义说他在东亚大街附近经营一幢公寓，要在这两三周内避开他，实在是轻而易举之事。
我对徐铭义自然只字未提席有仁。可是，他还是知道席有仁来了神户，告诉他的人便是你。有一天，徐铭义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既然席有仁来了，就要我让他们见上一见。他说：“是在这幢大楼的地下室开食堂的陶先生告诉我的。”我不禁大吃一惊，幸好席有仁当时并没来我的办公室。不知为何，徐铭义对与席有仁的会面表现得十分热切，绝不仅止于希望见到老朋友的程度。我若不加以引见，他或许便会自行去找席有仁。我看他两眼放光，可能有非办不可的要事。无奈之下，我只好答应联系席有仁。事态开始变得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静下心来思考，想到了三个办法。第一，跪在席有仁面前，坦承我不是李源良。然而，唯独这个办法是万万不行的。真正帮助席有仁的究竟是谁？我怀着明确的信念，继承了李源良这个名字。我觉得，这是我和李源良之间早已签订好的契约——将借出的东西收回，“名字”就算是利息。不过，这种事已经无所谓了。若是此刻向席有仁坦白，那我的梦想怎么办？很遗憾，就目前而言，若无席有仁的援助（当然我有接受的权利），我的梦想终究只能是梦想。对我而言，这无异于夺走我的生命。
第二个办法便是向徐铭义毫不隐瞒地说明一切缘由，将其收买。可是，我想到徐铭义以前的性格，就不由得对这一办法感到怀疑。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不仅如此，还完全不知变通，病态地执著于弄清所有事情。纵然用钱，恐怕也无法改变他的这种本性——不，或许可以。可是，我并不想对任何人说出真相。或许我也是偏执狂的一种吧——不，并非或许，而是的确如此。事已至此，我无法否认。
既然第一和第二种办法都行不通，便只能采取剩下的第三种办法。也是能阻止徐铭义和席有仁见面的最稳妥的办法——除掉徐铭义！
星期日中午，我去了徐铭义的公寓，收发室里并没有人。挂钟响了一声，我看看手表，指针指向十一点三十五分。我的手表很准。我向管理员的房间里望去，只见挂钟的指针指向十一点三十分，慢了五分钟。老实说，我当时尚无具体计划，但我隐约感到，必须借此机会制订一个作案计划。因此，我觉得应该将手表的时间与那个挂钟的时间调成一致。于是，我将手表调慢了五分钟。
徐铭义一边大发牢骚，说自己有些伤风，不得不窝在家里，一边将我带入客厅坐下。我告诉他已经联系了席有仁，“过后我会通知你具体时间，总之，他对你们的会面十分期待。”
我对他说，此番前来就是为了通知这件事，他听后极为惶恐，表示并不着急。然后，他就去查看墙上的一览表，给名叫“白宫”的咖啡馆打去电话，要了一杯咖啡。
我若无其事地观察徐铭义，只见他面戴口罩，只有说话时才稍稍将口罩掀起。他穿着鲜红的套衫，头上夸张地缠着绷带，与先前遇见时的打扮一模一样。他取出咖啡杯和汤匙，放在桌上。过了不久，咖啡馆的女招待便端着咖啡壶走进来，向早已备好的咖啡杯中倒入黑色液体，并从围裙口袋中掏出一块纸包的方糖，放入杯中。然后，她便走出了房间。咖啡店只提供咖啡和方糖，并无需要回收的容器。徐铭义有洁癖，自然不想使用咖啡馆那些来历不明的容器。然而，最重要的是——“白宫”的女招待之后便不用再来了……
徐铭义邀我下象棋，说是久别重逢，应该来一盘。我们走进后面的卧室，下起了象棋。他以前就是一个高明的棋手，我一败涂地。我称赞道：“你还是那么厉害。”
“是啊，平均下来，我一直都赢。我还做了记录。”说着，他从套衫的口袋中掏出一串钥匙，打开桌上的手提保险箱，从中拿出一本黑色皮面的账簿，将对战记录展示给我看。他得意扬扬地说道：“每局赌一百日元，自今年以来，输赢相抵，我已经净赚七千日元了。”
在开始下一局的较量前，我们闲聊了起来。我问他平时访客是否很多，他回答说客人很少，一周至多不过三人而已——“基本都是来下象棋的朋友。”我又问他：“今天是星期日，会有朋友来下象棋吧？”他答道：“应该会来，但通常都是吃完晚饭后再溜达过来，差不多八点就会回去。他们很关心我的健康，而且夜里实在是太冷了。”听了他的回答，我开始在心中算计起来。
随后，我称赞他的公寓道：“这么大的公寓，只有正门能够进出吗？”
“还有后门。”他答道，“走廊往正门相反的方向，走到尽头向左转便是，只不过很少有人使用。”
离开时，我从后门出了公寓。那时，我已经大概制订出了作案计划。从后门出去便是一条狭窄的小巷，我看了看手表，然后快步绕了一圈，重新回到“鸥庄”的正门，随后再次确认了时间——正好用时两分钟。
拜访完徐铭义，我便去了商店，购买了旅行提包、雨衣和海绵胶底运动鞋，回家时又在三之宫买了墨镜、口罩和绷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