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不能省去，‘中国人’也一定要保留……‘华商’如何？”
“听起来好像外贸商一样，感觉不怎么样。”
“《腊月的惨剧》呢？”
“我在圣诞节前是不会用‘腊月’这个词的。”
说着两名记者走出了店门。与先前相比，店内显得冷清了许多。
“各位，”陶展文说道，“可否不用‘高利贷’这个词？改用‘经营公寓’怎么样？虽然有些长。”
记者们沉默不语。他们感到陶展文眼中放射出的目光极其强烈，以至于心生怯意，一时冷场。
“不、不。”见状陶展文马上收回刚才的话，“我无权干涉各位的报道，请随意写吧！”
说完，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似已精疲力竭。
徐铭义的确是令人疲于应对的患者，给陶展文造成了很多麻烦。但即便如此，他毕竟是陶展文相交已久的朋友。出于职业的关系，他或许会遭人记恨，但并不是一个理应被杀且罪有应得的坏人。莫不如说，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之所以严厉地催促返还贷款，并非出于贪婪，而是其一丝不苟的性格使然。陶展文并不希望记者对这个死者使用具有鞭挞色彩的表述方式——他发现自己变得有些多愁善感了。总之，他无法控制报刊记者的表述方式，而且，中文里的“放重利”虽与日语中的“高利贷”含义相同，贬义色彩却更加强烈。反正报纸使用的是日语，“高利贷”又有何不可呢？至少，这与“重利盘剥”或“阎王账”等令人厌恶的字眼所营造出的感觉相比还有一定距离。
陶展文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开口道：“用‘高利贷’也行，没关系。”
然而一经冷场，原来的快活气氛便再不复返，人们接二连三地离开了。到小岛回来时，已走得一干二净。
“那些家伙去哪儿了？”
“不知道。”陶展文说。
此时店里只能听见朱汉生在厨房里向羽容和健次大声描述警署之行的声音了。
小岛看了看手表，“原本预定等到十点，那些家伙竟会提前离开，当真少见。他们想必改到警署前的咖啡馆去了吧！”
“也许。”
“虽然还不到十点，但已经没人了，打烊吧！”
“不行。”陶展文说道，“警察可能还会联系我呢！”
“不会了。福田刑警托我转告您，可以打烊了，回家时顺便去趟警署就行。”
“原来如此。”陶展文重重点了点头，走进了厨房。
“桃源亭”打烊了。
在警署，就手提保险箱内的黑皮账簿，陶展文接受了盘问。
“封面上用白色的字写有‘壹、贰和杂’，是吗？”
“我没看过壹和贰，其中的内容并不清楚。至于杂，里面应该记有我们下象棋的成绩。”
“下象棋的成绩？”福田刑警疑惑地反问道。
“是这样的。”陶展文解释道，“我们每局胜负赌一百日元，月末结算，徐铭义一直在做记录。”
“原来如此。”刑警本欲露出嘲讽的笑容，却并未成功，他也累了。
“这种小赌并不违法。”陶展文说道，“我们互有胜负，每月输赢至多不过一千日元而已。”
警察叫陶展文来仅为此事。黑皮账簿似乎遗失了。
先来一步的朱汉生正同羽容和小岛一起坐在警署内的长椅上等待，他也被问及关于账簿的事，“我们的胜负记录写在哪里了呢？可能是记在后面了吧，我并没有留意过，所以也说不准啊！”
小岛认为，只要等到管理员清水出来，很多事情就会浮出水面。清水或许会被警察扣留下来，但小岛表示，他要一直等着，直至晨报的截稿时间为止。
陶展文父女和朱汉生乘坐计程车离开了警署。
在车中，陶展文注意到朱汉生换了身新衣服，而不再是昨天那副邋遢打扮。
“汉生，你终于换衣服了？”
“是啊，要去警署，衣冠不整可不成。”
“既然你已认识到自己衣冠不整，说明还不是无药可救。”
当朱汉生在东亚大街下车时，十点的报时音乐开始在夜空回响。
回到北野时，时间已是十点零五分。
“没想到今天这么快就结束了。”陶展文一边脱去上衣，一边对妻子节子说道。
“可是，徐先生真可怜啊，一个人在这边无亲无故。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首先必须要找出凶手！”陶展文下意识地拔高了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