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安徽省宿县一位70多岁的老农，得到公社的允许，带生病的儿子到山区养病和生产自救，开荒16亩，收回了口粮、种子和饲料粮1500斤，交给公社粮食1800斤和饲养猪鸡所得60元。当地农民受到启发，要求包田耕种。1961年春天，全椒县也提出了这种要求。
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认为“包产到户”提法不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提法，改名叫“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到1961年3月，全省三分之一的生产队就已经开始实行这种“责任制”。
但是，就在3月份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安徽的做法受到了批评，曾希圣一边打电话给省委，通知暂停这一做法，一边于3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竭力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辩护。
4月27日，安徽省委又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作了报告，把这一办法改称为“包工包产责任制”，并进一步辩解。
7月24日，安徽省委再次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作了“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情况报告，并进一步解释说，“经过几个月的试行，看来这个办法是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是可行的。”621
同时曾希圣当面向毛泽东做了关于试行“责任田”的汇报。
数月的努力，终于让毛泽东勉强同意“试一试”，曾希圣以为“已经通了天”622，就放心大胆地试起来。
但是到了10月份，毛泽东又改主意了，认为“责任田”这类办法没有必要再试行下去。
1962年1月11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了上上下下的批评623，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李葆华继任。1962年3月20日，安徽省委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限期“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
当中央决定公共食堂办不办由农民自行决定的时候，那种一哄而散是很迅速的，但是现在让农民纠正“包产到户”却很困难，农民不愿意。
包还是不包？为此问题，全党上下掀起了一番大讨论。
安徽太湖县宣传部干部钱让能直接给毛泽东写报告，态度鲜明地表示“就是责任田好”；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明确而坚定地表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单干道路，是农村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邓子恢认为，“安徽的责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错误”；邓小平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陈云提出，“可以让农民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提高农业产量。”624
立足于对三年大饥荒的反思，这一时期的党内思想是很活跃的，1965年毛泽东的一段谈话反映了当时的思想活跃状况及他对这种状况的不满，“1962年在国际上在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625是王稼祥，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626是陈云，而且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四年才会恢复，解放军也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627
然而活跃的并不仅仅是思想，“人民公社实际上已经解体为大队，乡村里秘密的自由市场也开始合法化。原来的管理人员又当上了工厂的领导。偏离党的工作的方法的倾向已经出现。1957年被作为毒草拔掉的知识分子又在刘、邓的官僚庭院中找到了新的土壤。”628
原来铁板一块的毛泽东思想路线不断受到了“歪风”的挑战，毛泽东开始思考“修正主义”、“中国的赫鲁晓夫”、“革命接班人”以及自己死后国家的“颜色”等问题。
1962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北戴河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农业问题是重点。但是在会议的一开始，毛泽东却在讲话中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三个问题，并把这次会议重心引向了阶级斗争这个话题，在以后的讨论上，毛泽东又在阶级斗争的题目下批判了“黑暗风”629、“单干风”、“翻案风”630。
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进一步谈了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党内国内的修正主义问题。9月26日，中央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作了“重要讲话”，基本上向毛泽东靠拢，毛泽东在他的发言中“自由地插话”十多次，中心思想“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
八届十中全会闭幕后，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国内逐步开展起“防修”工作。10月23日，中央批转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报告中强调，“从根本性质上看，‘单干风’与反对‘单干风’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11月9日，中共中央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毛泽东说，中央农村工作部（主要是部长邓子恢）“十年来没有做一件好事”。631
接着，在全国城乡抓阶级斗争，毛泽东亲自跑了11个省，了解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为了指导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搞了个《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10条》）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教育为主，惩办为辅，“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前10条》制定的时候，刘少奇正同夫人王光美在外国访问，没有参加。回国后，根据《前10条》的基本精神，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10条》）。
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两个“10条”下发全国城乡，这样，从1963年冬到1964年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到底中国有多少阶级敌人？毛泽东说，“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632建立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正确判断之上，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不断地“发现”，基层组织和干部，“这里也‘烂掉了’，那里也‘烂掉了’”。633
怎样甄别挖出这些阶级敌人呢？土改时的办法仍然是适用的，派工作队“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发展出了“追根子”的斗争方式。刘少奇曾经教育过下面的同志：“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的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这是基本的根子”，“上面的根子有没有？”“单单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上面的根子也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634说这话的时候他实在没有料到后来竟追到了自己头上。
发现了阶级敌人怎么办？夺权。1964年，中共中央转发了两个夺权斗争的经验报告：一个是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又称白银厂），第二个是天津小站地区。白银厂是1962年才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联合企业，拥有职工11000多人。1963年3月，冶金部和甘肃省委工交部派人率工作组进厂开展五反运动，认为该企业“领导集团成员生活极端腐化”，“反革命活动猖獗”，“抗拒中央指示，打击和陷害好人”，“成了一个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统治的世界，即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统治的世界”。635工作队“以阶级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了夺权斗争，处分了党委书记、党委第一书记、两名副书记和其他一些人，有的还被判了刑。天津市小站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4年1月开始，3月份市委抽调了大批干部加强了工作组的力量，周扬、陈伯达、《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十来个人也参加了该地区的社教运动，经过一番斗争，这里打了3个“反革命集团”。市委认为，四清运动以前，“这里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636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全国工作会议，总结和研究社教中的问题。邓小平以为是一般的汇报会，说了句“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637，主席很不高兴。会中，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帅”638刘少奇是不赞成的，委婉地说“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一个不叫我参加会，一个不叫我讲话”639，毛主席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党中央的一线工作还是由刘少奇主持，但是一些重要的事情毛泽东却不再同刘少奇及其他常委通气了。
1961年1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应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之约写出《海瑞罢官》。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江青、张春桥安排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写好后，毛泽东“看了3遍，认为基本可以”。640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该文章。
文章出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11月20日，毛泽东要上海立即将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发行。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征订。北京新华书店请示市委，得到的答复是“一本也不订”。毛泽东的试探强化了他对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认识。
经过二十八年艰苦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独立；经过七年的经济恢复、土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确了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建设了十年的社会主义却是一个让毛泽东失望的现实社会，在他眼里，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是如此不完美、不理想，各个领域的问题都非常多，资产阶级的势力非常大641，“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642
不破不立，不乱不治，为了要创造一个“新世界”，毛泽东发动了他“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643的文革。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644。当晚李雪峰到北大讲话，指出“斗争要有组织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第二天，周恩来派张彦到北大强调，“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康生将情况密报给毛泽东。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午，毛泽东看到聂元梓的大字报，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645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国轰动了”，各地学校起来造反，反对校党委、批判专家、学者、权威，教学工作基本瘫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