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知识分子？给他一个定义很难，通常我们是指使用脑力劳动的一群人。马克思强调，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探讨这一哲学问题，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历史的发展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将不能进行，对于革命同样是这样。
回顾中国朝代更替的历史，有两次是农民起义成功而建立新王朝的，一是汉朝，一是明朝。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原是沛县泗水亭的亭长，文不出众，武不惊人。沛县起兵时，身边仅有350人。经过三年征战，一直打到咸阳，灭了秦王朝，兵力发展到十万，号称二十万，紧接着是楚汉相争。西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有万夫之勇，是一员猛将，且占有梁楚九郡，拥有精兵五十万，号称一百万。而此时的刘邦被封为汉王，仅占有巴、蜀、汉中小块土地，在如此劣势情况下，经过四年的反复较量，刘邦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垓下一战最后消灭了项羽的有生力量，项羽不得不在乌江自刎。
刘邦是不屑读书的，项羽也是读书不成，去学剑。但是楚汉之争，关键还是在于知识分子的较量，主要是谋士集团的力量对比。数数刘邦身边，杰出的谋士有：郦食其、陈恢、张良、萧何、陈平、辕生、陆贾等，都是早年爱读书、有大志、深明韬略、足智多谋之人，而刘邦对他们也能知人善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在秦末军阀争雄中所起的作用往往胜过千军万马。而在建国之后，则更需要依靠知识分子完成对国家的治理，连定朝仪这样的事，刘邦也不得不求助于知识分子叔孙通，朝仪一定，朝廷井然有序。
朱元璋对于知识分子，更是倚重，专门派出手下，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儿有读书人。听说朱升很有学问，朱元璋就学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听说镇江的秦从龙学问很大，朱元璋特地派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前去邀请，并特意远出南京城门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事无大小，悉与咨谋”。每年秦从龙生日，朱元璋“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刘基“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朱元璋让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力请，又让刘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终于把刘基请了出来。大喜过望，专门建了礼贤馆给刘基等人居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在给刘基的信中这样开头：“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语气恭敬虔诚得无以复加。面对谦虚、热情、耐心、豪爽而又推心置腹的朱元璋，知识分子纷纷说，“吾辈今有主矣”，死心塌地为他卖命。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回报，使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方孝孺曾说：“地大兵强，据名号以雄视中国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独能聘至太史金华公（宋濂）而宾礼之。”144
开国之后，为充实官僚队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高潮。他继续以前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访人才，嘱咐使臣：“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而对于“被征不仕”者，如江西贵溪的夏伯启、苏州的姚润、王谟等，“皆诛而籍其家”。为了使知识分子尽为其用，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145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知识分子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
太平天国的失败是注定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革命。
的确，相对于刘邦和朱元璋，太平天国中确实极难看到知识分子的身影，从广西大山里走出来的老兄弟们，大多不识字。
杨秀清：“世代以种山、烧炭为业”，“从小种山烧灰，未曾上学，识字不多”；
萧朝贵：“幼时家境贫寒，无钱念书，不识多少字”，各处打工以开荒烧炭维持生计；
韦昌辉：虽出身“富厚之家”，“颇知文义”，但同样也是在县试中就名落孙山。
林凤祥：北伐主将，小时就是一个管教不严而放荡不羁的孩子，后曾“混迹江湖”，“设肆卖卜”；
胡以晃：五虎上将之一，出身富户，读书不成，学习武艺，得进武学，成了一员武秀才，说到底也是一个粗人；
秦日纲：天官丞相，幼时家境赤贫，所以自幼与人做工，加入拜上帝教时只是一名矿工或乡勇；
李秀成：自幼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于是种山帮工就食，十岁之上，“俱自与父母寻食度日”的苦难生活也不可能使他有多少文化。
太平天国将领中，算得上知识分子的有两个半人，一是“才智特出而为太平天国第一谋臣”的冯云山，“自幼诵读经史，博览群书”，“对政治、军事、典章制度，以至天文、历法无不精通”，可惜1852年就死掉了；另外一个是“天朝柱石，旷代伟人”洪仁玕，在香港期间，广泛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思想，1860年4月才到天京，即总理太平天国朝政，由于他资历不深，难以取得众将领的支持，又因与洪秀全的观念颇有差异，引起洪秀全的猜疑，终未在太平天国发展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半个是石达开，自幼“习武修文不辍”，算是“文武备足”之人，可惜也不被洪秀全信任，于1857年离开天京。
天国的领袖们也认识到自己人才短缺的问题，于是采取了一些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措施，力图争取一批知识分子归附太平天国，主要采用了三种手段：
1.招贤。设招贤馆、贴招贤榜，无论是工匠、艺人、吹鼓手、书手、医生、通晓天文、算学者乃至绿林好汉，都在招纳之列，于是“医卜星相，稍知字义，及乡俗浅学，市井猥才，江湖落魄，生计无资者”146均被当作人才招入太平军。
2.科举。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参照传统的科举制度并加以变通，制定了一套科举取士制度，形式上与清朝的科举制度相似，但其实质不同。“无虑布衣、绅士、倡优、隶卒”均可参加考试，妇女也同样可以应试，天国的考试录取无定额，一般稍通文理者即能录取。
3.推举、征派或抓捕。太平军的快速发展，急需大量乡官及做文字工作的人，于是便采用荐举、征派等方法，自愿与强制相结合，不得已时也“掳来书写人”充当“先生”，并给予较优厚的待遇。
太平天国虽求才若渴，但缺少一个正确的态度与方法，他们既欢迎、优待“文弱书生”，又存在着恐惧排斥读书人的心理，笼统地称知识分子为“妖士”或“妖儒”，所以，虽然“江南人才最多”，也难于吸收到高层次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甚至许多是容闳所讲的“地痞流氓和社会渣滓”147。
太平天国时期，也有一批较早接触西学，力图改革，曾向太平天国献策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度对太平天国抱有希望，但最终选择了离开，容闳148就属于这类知识分子。
容闳是系统接受了资本主义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在美国留学时就立志“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149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他是抱着同情的态度的。1861年11月，他到天京拜见了老相识洪仁玕，向他提出了兴办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组织良好的政府和军队、创立银行制度等七项建议，并表示：如果太平天国采纳他的建议，则“深愿贡献力量”150。过了几天，也不问容闳愿不愿意跟他们干，先授了个“义”字头衔的爵位，章都刻好了。容闳后来说，“太平军能否取得最后胜利，从他们将领的行为、品格及政策来推断，我是很怀疑的。”151显然，留在太平天国无法实现他的抱负，于是悄然离开天京。在安庆，他遇到了曾国藩，并开始辅佐他办洋务。
为什么知识分子不待见太平天国？这是由太平天国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决定的。
在太平天国划定的十九类“生妖”中，没有知识分子，但是这一群体却是太平天国最大的敌人。
太平天国是怎样把知识分子变成了自己的敌人的呢？
洪秀全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毁谤儒学。太平天国为了建立自己的一神教体系，丑化孔子形象，砸烂孔庙，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一行为不仅仅颠覆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一个知识分子，多年的苦读，一生的奋斗，就是为了在这一体系中发展下去，成名成家，现在一个连秀才也考不上的人，由于他的能量，试图毁坏或堵住大量知识分子的前途，不仅毁了理想，而且毁掉了现实，这一点是世俗的广大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第二件，毁坏学校及办学机构。伴随着对孔像孔庙的焚毁，是对学校等办学机构的毁坏，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152，镇江府学、丹徒县学、高淳学宫、金坛庙学，江阴庙学、吴江震泽县学，常熟昭文县学宫、青浦学宫、南汇县学宫等均于咸丰十年（1860年）“焚毁无存”、“仅存瓦砾”“废圯殆尽”153。苏州士绅冯桂芬在《重修吴县学记》中感慨：太平军“踞吴，始举三学而一空之，为八百余年未有之大劫，吾道之厄于兹极矣”。
第三件，焚书。定都南京之后，经洪秀全批准，1853年出版了《诏书盖玺颁行论》，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154。秀才马寿龄在《金陵癸甲新乐府》中记载了南京城里焚禁古书的场面：“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155
当然，否定所有的文字这种过激的文化政策也引起了领导层内的质疑。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一更时分，天父（杨秀清）再度下凡，作出最高指示：“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156
太平天国为了将书籍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设立删书衙，删改《论语》、《孟子》、《中庸》、《诗经》、《礼记》、《春秋左传》等古籍中与太平天国教义不一致的内容，宣布一切儒学经书要经过删改才准许刊行诵习，但直至太平天国1864年覆亡，始终未出版删改后的四书五经。
1860年后，洪秀全对传统文化的排斥又趋激烈。在苏南地区，毁弃和焚书的事屡见史册，据《漏网喁鱼集》记：苏州“书籍字画，可谓罄洗一空”；《嘉定县志》记载，“奉部颁发书籍，咸丰十年被毁无存”；战后江南的几个藏书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宁波天一阁，都被扫荡无余，藏书散失毁弃。正因如此，苏南的知识分子哀叹：“经典书籍，弃等秽污，自古流寇之毒祸，未有如是烈者。”157“我恐焚书坑儒之后，未有如此之大劫也。”158“至可恨则莫过残毁书籍，贼教目我书为妖书，近日沿江各郡邑藏书之家如汉阳叶云素先生，扬州阮文达公，秦敦夫、程穆堂两先生各第，皆牙签万轴，多人间未见书，不啻琅嬛福地，而逆贼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159
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破坏是无法弥补的，尤其是江南地区。
这样的破坏不可能不遭到广大知识分子的反抗，《盾鼻随闻录》、《江南春梦庵笔记》等伪书的出现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反感与痛恨，大量关于太平天国史料（除外国人写的以外）也大都以“贼”称太平军与洪秀全等。
反对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中，突出的代表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比洪秀全大3岁，一个成长经历跟洪秀全完全相反的人。自幼虽笨，但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1833年为秀才，23岁中举人，28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33岁升任翰林院侍讲，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充文渊阁校理，那一年洪秀全第四次考秀才落榜。1850年，洪秀全正在谋划起义时，曾国藩任兵部右侍郎兼吏部左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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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像
曾国藩一生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洪秀全的革命不仅冲击了他的现实世界，而且冲击了他的理念世界，愤然扛起了对抗洪秀全的大旗。1853年，借着清政府寻求团练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趁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1854年2月，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残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减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
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找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受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藉。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不胜其烦、全文转抄的《讨粤匪檄》，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檄文之一，鼓动了不少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心甘情愿地投入同太平军的作战中。忠王李秀成被俘后，比较交战双方的得失时，归结为“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清代陈徽言也在其《武昌纪事》中说：“贼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诸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此贼一大缺陷，盖天之所不与也。”160
张鸣在他的《重说中国近代史》中这样总结：“而我们从历史上看，如果农民起义失去了士大夫的支持，那根本就成不了事，闹得再大也没用。你看，宋朝士大夫从不参与反叛，因为皇帝对士大夫比较好，所以整个朝代都没有叛士。结果，尽管方腊、钟相、杨幺等的起义规模都很大，但都成不了事，问题正在于没有士大夫的支持。没有士大夫，他们的起义就缺乏组织，难以塑造统一的文化，而且战略战术都难以提升。农民不是没有力量，但这种力量需要整合，没有人来整合，再大的力量也成不了事，太平天国的历史再次证实了这一点。”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