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终于可以不再向地主交租子了，农民的喜悦之情可以想见，农民对未来的期盼可以想见。
我们希望，土改完成了，每户农民都能在自己的努力下过上幸福生活，但是事实的发展并不如我们预料的那样美好，大多数农民是不可能仅靠自己的努力就能过上幸福生活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
第一，土地是可以平均分配的，但是耕畜、农具却无法平均分配。由于数量的限制，并不是每户农民都有相应的耕畜和农具，这就增加了部分农户耕作的困难，无耕畜和农具的农户根本就无法耕种。
第二，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是勤劳朴实的，有一部分本来就是社会的流民，长期讨饭过生活，这些人农业种植的经验和能力是相对欠缺的，自己耕作可能会使得他们的生活比原来更糟。
第三，有些劳动量大的农业生产活动（如修塘、筑堰等）非一家一户力所能及。
如何解决这些现实的问题？
农户自然有其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劳动互助。我们有些人总是觉得劳动互助是由社会主义者发明的，其实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而是中国农民在千百年来就已经形成的生产习惯。中国农村，血源纽带的作用相对比较强，在一个自然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一个家族系统里，并且跟其他家庭存在着或亲或疏的亲戚关系、或远或近的邻里关系。大部分农民家庭，或没有耕畜与农具，或耕畜与农具不齐全，或缺乏劳动力，或者限于某项技术，仅靠一家一户不能独立地完成农业生产全过程，不得不依靠互助互济来解决某时某事的困难，所以在农业生产需要和生活需要中，相互的帮助是必须的，越是贫困的农户，相互帮助的要求越强烈。
1952年4月29日的《长江日报》有一篇《考察长沙衡阳两专区农业互助后的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据解放后对长沙县西薮乡4个大组562户的调查，在解放前参加对工组（也即劳动互助）的有211户（占总户数36%），而贫农151户中，即有142户参加对工（占贫农户94%）”。史敬棠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中也有这样一段表述：“据14个乡的调查，说明粤东、粤北、粤中各地农村中旧有的互助习惯是比较发达的。比较发达的地区是粤北和粤东，如曲江民主乡解放前农民之间实行互助者约占总户数的80%，龙川乡占90%，揭阳的南河、蓝西2乡占80%以上。中山沙田地区如港口新胜村的互助习惯也比较发达，约占70%，比较差的民田地区也占一定的比例数，如上栅、雍陌2乡，参加互助的农民约占总户数的50%。”566
在商品化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农业的相互帮扶是必须的，也是农民自发的。这种自发的互助一般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是私有的；第二，相互帮助是自愿的，互利的，无任何外在压力与约束；第三，收获产品是私有的。这种无固定形式，无一定规则，带有极大随意性和人情味的农业生产互助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发现了这种互助组里的社会主义成分，并开始努力推动这种互助劳动走向常态化、制度化、社会主义化。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注意利用这种形式，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倡导、鼓励、扶助个体农民建立形式多样的劳动互助组织。
于是，伴随着土改的完成，互助组开始走上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在利用、改造农民旧式互助合作的基础上起步的，但是它与旧式互助相比，还是表现了几个明显的不同：
第一，虽然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这种互助组的自愿互利性，但是由于政府明确的支持态度，使得它不再是农民的自发组织，而变成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农村最基层组织，部分互助组还有生产和学习计划。
第二，突破了仅在亲朋好友之间实行互助的界限，扩大了互助的范围，使人情味浓厚的互帮互助变成了一种外在压力与约束力的社会合作，这使互助本身变得敏感而程式化。
第三，由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互助变成常年的、固定的互助，由单一的农业生产互助发展为农副业相结合的综合的互助组织。
第四，具体的运作方式开始规范化，管理上开始计工算账，增加了交换观念，减弱了帮扶感觉。
互助组的推广为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组合，推动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7年1月1日，经济学家于光远给上级机关写了一份名叫《一年来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土地改革之后，“富裕中农，特别中农大量增加；贫农减少，赤贫绝迹。”并列了一串数字，“太岳长子县六个村，地主全数转入自己劳动，富裕中农由37户增至55户，中农由464户增至950户，贫农由638户减至389户，赤贫由189户减至7户。”“这六个村1401户中中农和富裕中农占了1005户，占总户数的71.7%。”567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廖鲁言写的《三年来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中也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自然也得到了改善。在许多地区，中农在农村人口中的比例，已由过去的20%左右发展到80%左右，贫雇农则由70%减少到10%或20%，而且逐年减少。”568
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收入增加了，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
1950年7月初，山西省农业厅厅长武光汤带领了一个考察组到山西武乡县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考察，于8月25日写出了上报华北局的《山西武乡农村考察报告》，报告中“发现了许多在土地改革三年569以后所发生的新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农村阶级已开始有了新的分化”。
农村划分阶级的标准主要是靠土地，土改使每个人都拥有了相同的土地，使他们成了同样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此他们是平等的。但是分到土地并不等于他们就能打理好自己的土地，因缺乏积蓄、力量单薄、疾病灾害等原因，部分翻身不久的农民就开始买卖土地。“1948和1949两年，6个村出卖土地的户数，共为139户，占总户数的11.8%，共出卖土地410亩，占总亩数的2.28%。”这其中，“有50户（占总户数4.32%），因疾病、死亡、灾难等原因，造成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被迫出卖土地151.9亩（占全部出卖土地的37.1%）。这就是说，在两年内，这6个村中已有4.32%的农户，因生产生活困难，而丧失了自己的土地。有的甚至已把土地全部卖出，出外流浪。”
伴随着土地出卖的必然是土地的集中问题，报告中说，“从生产方式上看，富农虽还很少，但土地已开始集中。韩壁全村214户中，已有8户上升为富裕中农。土河坪魏兰山家有9口人，72亩地（超过该村平均数1倍），1头牛、2头骡、80只羊。雇3个羊工，自己有3个整劳力，去年雇佣一个半长工，今年雇半个长工。另有地约12亩，靠互助组种。他家有房32间，窑2眼，存粮100石。土河申中秀家有5口人，60亩地，超过该村平均数2倍。申步年家8口人，有60亩地。刘怀珍家3口人，有22亩地，超过该村平均数1倍。”最后报告总结说，“武乡土地是经过大体上平分的，很短时间内能集中2倍或3倍的土地，不能说是很慢的。”
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互助组“相当普遍地呈现着消沉解体倾向”。互助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农户自身的生产能力不足，需要合作完成生产工作，一旦个体农户能够独立完成生产活动，互助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土改之后，一部分农民由于劳动力强、有畜力、有手艺、会做买卖、开作坊，致富速度比较快，开始购买了耕畜和农具，具备了依靠自身力量独立完成农业生产过程的条件，这时他们不再愿意受互助组的约束，认为把他们编在互助组是为了“拉帮穷人”，让他们“等一等”，于是开始消极对待互助活动，并要求退出互助组。报告中说，“根据6个典型村调查，及县委对于另6个村127个互助组的研究，与34个村728个互助组的情况看来，除少数先进村的若干互助组外，大部互助组由于生产恢复，农民生产条件逐渐具备，生产困难减少，……相当普遍地呈现着消沉解体的倾向。互助组的形式虽然还照旧存在，但组员思想涣散，劲头不大，甚至实际上各干各的。这种情形相当普遍。农民反映近几年来是‘生产一年比一年好，组织起来却一年不如一年’。”具体是因为什么消沉的？是怎样消沉的？报告还分别选了两个“先进村”和“落后村”做了比较说明。
山西武乡农村土改后出现的问题是不是普遍性的，通过报告发表的报纸层次和前面的编者按可以知道。《山西武乡农村考察报告》原文发表于1950年10月9日的《人民日报》，其前面的“编者按”说明了发表这篇报告的理由：“华北所有老解放区所经历的路程与武乡大体相似，可能都有同样的问题发生。各省委如果仿照山西省委的办法，组织一些强有力的考察组到农村去考察一番，一定都会发现许多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进一步改进对生产工作的领导，为华北农民进一步的富裕而奋斗，这是很必要的。”570
然而武乡问题的普遍性并不局限于华北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同样如此，事实上，农村的土地买卖情况在合作化运动之前就没有停止过。据中共山西省忻县地委对该地区143个村调查，在1949-1952年的三年间，平均每年出卖土地的农户占总户数的4.8%，出卖土地占耕地总数的1.4%；另据国家统计局对23个省15432户农户调查，1954年出卖土地数占土地总数的0.33%。571
随着土地的集中，互助中的换工行为也开始为雇工所代替。据国家统计局对22个省15292户农家调查，1954年，被调查的357户富农家庭有77%的户雇工，平均每户雇入79个劳动日，有41%的户出雇劳力，平均每户出雇12个劳动日。572
无论是土地集中，还是雇佣劳动，都是中国共产党所不愿意看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闹革命，就是要消灭土地集中与雇佣劳动，因为这是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
但问题是，这是我们的社会理想，却并不是农民个体的理想。上述大量数据显示的不仅是现实，而且是一种逻辑上的关系：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是现实的，当经济条件窘迫、生产能力不足时，他们需要帮助，需要礼尚往来；但是当他们一旦拥有足够的能量时，他们也会去剥削、去控制其他人，利用资源与能力的优势去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573。归根结底，无论穷富，人们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并通过最大化的利润追求去加快自己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地主不是“恶”的代名词，农民希望成为地主，这是一种朴素的自然的愿望。1954年03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有这样一段表述：“几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随之增长，少数农民积存了一些粮食或其他副业收入后，就逐渐开始了囤粮、雇工、放高利贷和兼营商业等等资本主义活动。广西省容县专区一个县城内，有九十一个坐商是由农民改业的。江苏省一个民兵队长订了个一百字的‘五年计划’，打算三年做富农，五年当地主。另一个村干部的‘五年计划’是：先囤粮放债，再盖房买田，由贫农变成富农。”
农民的自发的愿望和我们革命的目标产生了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如何扼制这一不良趋势的发展？
首先发现问题的山西省委开始了积极的行动。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向上级递交了一份报告，《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中所要讲述的主要问题是这样的：
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争时期的劳、畜力困难，已不再是严重的问题，一部分农民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程度，加以战争转向和平，就使某些互助组织中发生了涣散的情形。我们去年曾强调地提出了“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这一涣散趋势，并未完全扭转。从实践证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当然这也不是说，目前已发展了多少富农，而是说富农方向已经是农民自发的一个趋势，这一问题，我们是很注意的。如搞不好，会有二个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变成为富农的“庄园”。……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如何引导呢？山西省委提出了两条意见：第一，征集公积金，增加公共积累；第二，加大按劳分配比重。当然这是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问题，山西省委不能决定，只能“上述意见，妥否？望示。”
山西省委的报告递到华北局，5月4日，以薄一波为书记、刘澜涛为副书记的华北局给了批复，全文如下：
山西省委并报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