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的，这一点二千五百年前的赫拉克利特就知道了，他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现在已成常识。
变化的世界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的世界，一个是精神的世界。物质的世界就是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如不断扩大的城市，不断拓宽的马路，不断增加的住房面积，不断恶化的大气环境等；精神的世界主要是指人们的认识、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如人们对于物质的需要，对于公平的需求度、对于民主的认同度、对于权威的态度等等。
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变化是互为诱因的，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因为物质世界的变化而变化，而物质世界也会因为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而变化。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由原来对战争的担忧、对阶级斗争的担忧变化为对食物的渴望、对物质的强烈需求。
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实现了改革开放的目标，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物质的世界变化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也跟随着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根本不会思考的问题——关于经济发展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经济发展是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反思，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828“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829“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830，“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831并在1992年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832的著名论断，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展一直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当一个人饥饿的时候，面包是他们最大的需要，“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其他的目标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当人们的物质欲望被充分满足之后，人们的其他需求就开始强化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史，其实就是伴随着人们物质欲望的不断满足，而其他欲望不断上升的发展史。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产品的供给。越来越多地学者开始关注这些类似的问题：1998年中央财政在公益性投资方面仅占11.94%，其中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方面三项加在一起只占当年财政支出的1.23%833；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医疗卫生服务报告中披露，191个国家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分配公正指数中，中国排188位834；2003年，中央财政用于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事业的投入仅占当年总支出的5.4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年公布的数据中，中国的社会发展在世界中列第104位，仍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水平。”835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836，但是在理论界已经有人开始提出对这一主要矛盾的质疑837，可能他们的判断是武断的，但是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本身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的矛盾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量的变化，新世纪的这一主要矛盾远不如九十年代时那么突出了，更不如八十年代突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可能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吧！
因此，新时代的发展观已经开始新的转变，他强调以社会发展为重点的全面的发展，而不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
第二个问题，发展可以不计代价吗？
任何成绩的取得都是要有代价的，就像人活着就要吃饭，要开汽车就得烧油，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经济发展的代价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资源，二是人，是威廉·配第说的土地和劳动，也是马克思说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大差不差，一个意思。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是不考虑发展的代价的，农民可以不戴任何防护设施在农田里喷洒农药，工人可以在重污染的车间里加班加点而无丝毫怨言，只要能产生利润，人们会毫不吝啬地增加原材料的投入，无所顾忌地倾倒工业废水。然而到了新世纪，人们越来越关注发展的代价问题。
在资源方面，我们是资源大国吗？分摊到每个人头上，我们还是资源大国吗？2007年，中国三大能源可采储量占世界的比重，煤炭是13.51%，石油是1.30%，天然气是1.88%。838这一数量和这一比例的能源能保证我们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多长时间？随着经济的发展，八十年代以前的为中国人所自豪的地大物博观念不断地被人们对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担忧所取代。“可持续发展”这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才提出来的概念839，到了九十年代就已经为中国广泛接受，1994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主要就是围绕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三个方面展开，新世纪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
既然许多资源是不可能“永续利用”的，那么人们开始思考的就是要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发挥它最大的效用，这就是资源的利用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发展的单位能耗降低的速度是很快的，从1985年到2006年二十年间，综合衡量应该在七到九成左右840，但是我们一直强调，比较不仅是纵向的，还有横向的，现实的许多数据表明，现代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单位能耗是比较高的，以2005年的每单位GDP电耗为例：中国是1.05千瓦/美元，而同期美国的数值为0.33，日本为0.22、德国为0.21，英国为0.17，而印度也只有0.65。841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更加强调更高效的资源利用率，这已经不是经济成本的问题了。
资源说完了，我们再说人的方面。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人们对于人本身的关怀大多还局限于吃得饱穿得暖，而对于其他方面，似乎很缺少现代人的关心与关注。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我1975年生），母亲为了给我杀虱子842，直接把六六粉抹在棉裤里面的针线缝里，直接把六六粉撒在头发里，然后用塑料纸包上杀它843。我也曾数次听我的同事刘朝辉844跟我们谈起一件事情：小时顽皮，被父亲追打，急窜到一个大池塘边南瓜秧下，父亲追来，站在塘岸上伸头看了两眼，看没啥反映，转身回家了。朝辉同志很感慨：他当初怎么就不怕我掉塘里淹死了呢？
类似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很普遍，但是现在却不会再发生了，为什么？就是因为随着人们物质欲望的不断满足，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人自身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具体化到经济发展或经济建设中，过去人们可以不顾生死，不要健康，为博取温饱而艰苦奋斗，而现在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为了经济发展而需要付出的人本身的代价。
值吗？在衡量物质财富的天平上，人的健康和安全的砝码越来越重。
先说安全问题。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安全事故是不可能避免的，上个世纪这个问题不可能没有，但是远没有现在这样越来越多地引发人们对于生命权的关注。有这样一个统计：2005年，我国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是0.7人，工矿商贸企业人员10万人生产安全故事死亡人数是3.85人。845中国是一个富煤的国家，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能源，煤矿成为推动产煤地区GDP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大量存在的小煤矿由于管理不到位、安全技术装备水平低等，造成的事故隐患也比较多，虽经多方治理，从2002年起这一数据在不断下降，然而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仍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2006年，我国共发生2976次安全事故，死亡4746人，每百万吨煤死亡率2.04人，而同期美国只有0.03人，南非只有0.13人。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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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难
2003年的非典危机、2011年的温州动车组事故，以及不断发生的煤矿安全事故，不断地推动人们去反思我们改革的最终目的，发展的最终目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搞建设、谋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并非不计代价”，“中国要发展，但不要带血的GDP”。847
除了安全外就是健康问题，从铺天盖地的保健品、营养品、健身馆等各种各样的广告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于健康问题的关注。发展中的健康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社会财富过程中的健康问题，一是消费社会财富过程中的健康问题。
社会财富生产过程中的健康问题就是指我们通常所讲的职业病。工作是需要体力、脑力消耗的，这是小问题，关键是任何工作都是在一定的工作环境中的，农民会接触农药，工人会工作在噪音、粉尘里，办公室的白领也会受到久坐、电磁辐射的困扰。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劳动本身还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如果劳动让人们不健康，劳动还是人们的第一需要吗？
社会财富消费过程中的健康问题，其实基本上就是吃的问题。三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胖还是人们希望的存在状态，人们常说，“你看人家长得多好看呀！胖胖的，富态。”那个时候，“瘦猴”基本上是营养不良的代称，人们也会从中判断出此人的生活品质和社会地位，二十年过去了，人们的观念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现代中国，许多中国人开始为营养过剩带来的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等身体健康问题而发愁了，这是中国在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后的人们所始料未及的。2002年，我国有近3亿人超重和肥胖，全国18岁以上成年人超重率为22.8%，肥胖率为7.1%，而这个数据到了2010年就达到了32.1%和9.9%，848目前18岁以上居民中，高血压的患病率为18.8%，人数有1.6亿；糖尿病患病率为2.6%，人数有2000多万；血脂异常的患病率为18.6%，人数有1.6亿。849当然，人们对健康问题的关注不仅仅只是热量和营养的过剩，还有食物消费过程中的激素和各种食物添加剂所产生的健康安全问题，譬如速成鸡产生的人们对身体健康影响的担忧，譬如各种食品添加剂、甚至三聚氰胺、塑化剂等产生的人们对身体健康状况的担忧等等。
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那是七十年代中国普遍的贫困化推动的，它为的就是实现共同富裕，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在物质财富匮乏的年代，财富与幸福之间是画等号的，对物质的追求就是人们追求幸福的直接内容。为了增加物质供给量，所有的人都围着“钱”转，个人追求财富，企业追求利润，政府追求GDP。跟着钱的屁股后面转了三十年，人们忽然回过神来了，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吗？财富和幸福之间是画等号的吗？于是我们又把注意力的焦点转回到人自身上来，科学发展为什么强调“核心是以人为本”，正是与人们这种观念的转变相一致的。
第三个问题，非均衡发展的手段性是不是在异化？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平均分配，让很多人“磨洋工”，因而也极大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适当的贫富差距是我们需要的，因为它会刺激生产力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改革开放采取了非均衡发展的模式。
中国的非均衡发展包括两条：一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大局”思想。但是大家要知道，邓小平第一个大局是为第二个大局服务的，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850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实现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宏伟目标，但是事实可能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富得如此之快、富裕的程度如此之高，让人们一时难以接受。而且人们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我们的道路并不是按照预想的那样“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是难以扼制地按着“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路子走下去。新世纪以来，这种因贫富差距而产生的影响和带动作用，逐渐被因贫富差距而产生的被剥夺感和不安全感冲击。也就是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刺激作用不断减弱，而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新世纪以来，突然大量增多的富豪的被杀、被劫持等刑事案件851实实在在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因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而产生出来的“仇富”心理，也不断地碰触人们敏感的神经。社会仇富心理增加了“富人”的不安全感。
二十一世纪之后，安全门、防盗门、小区保安，以及各种安保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四川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在李海仓事件之后开始聘请“几名有经验的退役军人”作为贴身保镖，四川省公安厅还特别为他开设24小时的保安热线，保护他的人身安全。重庆警方“明确提出将为128位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通过‘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保护企业领导人尤其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家的生命财产安全”852。如果觉得保护还不安全，那就只有移民了。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海外，47%正在考虑移民。”853不知是不是危言耸听。
但是无论是哪一条，都不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所愿意看到的。
然而仇富心理不仅仅是针对富人的，同时也是针对社会的。2010年三四月份的校园伤害案件，四十天内发生五起，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五起事件都是因为社会不公造成的，但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正因为此，温家宝总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854除此以外，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也是当代中国“风险挑战前所未有”855的重要原因之一。
“缺什么补什么”，新世纪新阶段，我们为什么强调和谐？我们为什么强调统筹？正是建立在对这种现实挑战考量基础之上的。新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必须妥善地处理好贫富差距问题，统筹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这不是长远目标，不是理想状态，而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