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长办公室里，就剩下詹所长、民警乙和骆善灿夫妇四个人。
詹所长从自己的办公室位置上站起身，走到办公室门口把本来开着的办公室门关上，然后又继续了他们刚才的谈话。
詹处长边走回自己的办公位置，边面对着骆善灿老婆说“善灿老婆你刚才说的意思是你老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对吧，但我跟你说清楚，其实你这是在踢皮球，对吧？按我们规定，这案子是你来电话报的、接警回执单上签的也是你的名字，从原则上来讲，对我们派出所的处理服不服，或者你在赔偿上面有什么要求，我们还得先尊重你的意见。”
詹所长在自己的办公位置上坐下后，又通知民警乙准备好笔录的纸和笔，先继续做好刚才未完成的调查笔录，然后又对骆善灿老婆说“说真话，你也不用踢皮球了，刚才我们对你的提醒，那是因为我们考虑到你们都是诸北村人，我们都是诸北镇人，都是为了保护展珍珠产业而这样说的，但你已是成年人了，应有自己的决定权和选择权，具体结论还得你自己下哦。”
在詹所长的连哄带吓一阵说后，骆善灿的老婆原本下定了非让派出所对不知上下、不懂轻重的年轻兄弟作出严肃处理的决心有所动摇了，她双目斜视着坐在身旁的骆善灿说“依我这个性，非对这对兄弟作出严肃处理不可，但现在考虑到更大的利益关系，那么我也只好请求你们免去对他们的处理了，看来要说还得说我家这个不长气的东西，好好在省城里修鞋做鞋生意不要做，想到这里来财，结果财不了，还碰了一鼻子灰。”
过了一会儿，骆善灿老婆又对詹所长说“对了，詹所长，我们不指望你们对他们作多少重的处理，但起码的道歉、砸坏的东西总得有个合理的赔偿哦。”
詹所长刚要表意见，却很快被骆善灿抢了话题，他对老婆说“还要道什么歉，陪什么偿呀，说明白就好了，你还在乎这一点钱？”
骆善灿两夫妻对待这一事件的思想基本统一了，詹所长觉得有望达到姚书记所提出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要求了，于是他打算赶快达成调解协议，他对骆善灿老婆说“你们先回去休息一下，具体有什么的话等会调解时再说。”
民警甲带着何梦根到待审室找何思强、何思康谈话。
一见常与自己父亲在一起的村支书何梦根来了，刚刚还显得“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何思强，立即从坐着的板凳上站走来，红红的两眼很快汪溢出两粒晶莹的泪珠，他哽咽着声音说道“梦根叔你怎么来了，是我妈托你来看我们的吗？要使我和我弟都关起来了，这些天你得帮我照顾好我妈和我们的蚌塘呢！”
此时的何思强再没了在讯问室里出现的那种倔强脾气，他一头扑在何梦根的肩膀上委屈得“呜呜呜”地大哭起来。
“傻小子，你当你是跟谁吵架了啊，都是同村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善灿伯是你爸的赤脚朋友，是你的长辈，他们会记仇于你吗？”何梦根像是哄三岁小孩是的拍着思强后背安慰着。
何思强还是哽咽地“呜呜”哭着，使得站在一旁的何思康也拼命的用手背揉捻着自己的眼睛，想努力擦除控制不住流出来的泪水。
“可是他们已经把我们送进了派出所，还一味要求派出所严肃处理我们呢。”说这话的时候，何思强哭是不哭了，但看得出他那种担心关起来的神态。
何梦根在贴壁固定的板登上坐下，然后一手拉过思强、一手搂过思康，让他们分别坐在自己的左边和右边，然后低头细语地跟他们聊起了天。
何梦根跟思强、思康说，你们懂吗，派出所不只是关人的地方，它还是教育人、改造人的地方，只要你们能接受警官的教育，及时认错、知错、改错，他们不会主张把你关起来，当然触犯了治安管理条例，而且是知错不改的，他们也不得不关哦。
别说何梦根当村干部一直寡言少语，被群众戏称是“哑巴干部”，但此时个别做起工作来，还真是一条条、一套套说得有道有理，有理有据的，让兄弟俩都爱听。
何梦根把手往何思强大腿上一搭说“思强啊，你勤奋、好学、懂事，这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中是任何人比不上你的，你老爸就是因为有了你，才可放手为村集体服务、为村民服务，不过坐在这里，我倒真有几句话要跟你说说，不是批评你，而是我作为一个长辈，作为跟你爸要好的朋友，与你作一个思想门交流，你爱听吗？”
何思强点点头“嗯嗯”地认着。
何梦根又转头对何思康说“思康，我这话同样也是跟你说的，你也要听呢。”
何思康也是点着头“嗯嗯”地认着。
何梦根跟何思强、何思康兄弟俩说了这样一席话“依我说呀，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活在其中做事是互相依靠着的，离开了大家，不管你的本事有多大，要想成功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说你们兄弟俩在这方面都要好好向你爸学学，学他做事都爱用脑子想一想，不鲁莽行事；学他待人和善，那怕对自己持有反对意见的人也不要当作敌人看，说不定他的反对意见对你真有帮助呢；学你爸有一个能屈能伸的好脾气，要懂得树直易断、人直易败的生活哲理，曲拆有度才是生活的强者，我认为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是能曲能伸的。”
讲过这样一番大道理后，何梦根又把话锋一转，说到何思强与骆善灿这一吵一闹上，他对何思强说“譬如你到骆善灿家去这一吵，要是换在你爸身上绝对不会是这样鲁莽行事的，至少你可以去问问清楚，向我、或者向周边其他知道这一事情的人问问清楚，然后再决定怎么办，你知道吗，这样做，你善灿伯真的是冤枉的，他之所来叫你爸，是想先给你爸送上一‘礼’，然后再想搭上你家这条船去做珍珠生意。”
在何梦根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引导下，何思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主动跟何梦根表示“如果善灿伯够接受，我也愿意向他道歉，并作相应赔偿。”
在双方个别谈话结束后，两位办案民警与詹所长、何梦根书记一起进行了短暂的碰头，从两者反映的情况看，经过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双方特别是何思强当时那种过激言行显而不见了，詹所长认为，引导得好友好调解的成功率还是相当高的，于是他决定趁热打铁抓紧调解。
为了让调解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詹所长破例把调解地点定在派出所会议室里。
派出所会议室里摆着一张“回型针”式的长条桌，回着桌子摆满了二十多张椅子，詹所长早已通知勤务人员用一次性杯子泡上了六七杯茶，分放在桌子的两边。
民警甲、民警乙分别带着何思强兄弟俩和骆善灿夫妇俩走进会议室，也按左右两边坐开，詹所长拿着茶杯进来，坐在门口“回型针”长条桌的一端，甲乙两位民警坐在詹所长两边，何梦根看了看这样坐着的阵势，一时不知坐在哪个位置好，詹所长见状解释说“何书记随便找个位子坐下来好了，没关系的，你们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人吗。”
何梦根最后还是选在了詹所长对面坐下。
调解会议由詹所长作了开场白，詹所长说“刚刚进来的时候，大家的心情是极不愉快的，我也看了你们的调查笔录，除了骆善灿外其他都显得言行过激，现在在这里坐下来，相信大家的心情好多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想通了，原来都是个误会，当然误会最深的是何思强，如果何思强当时能够多一些调查，多一点思考的话，或许我们大家不会一起坐到这儿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