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费也是浪费我的时间。那就算是两万块。我能获得多大程度的配合？”
“哪种配合？”
“能否给我开一封证明信——向你们其他分公司证明我身份的信？万一我要去美国以外的地方。万一我需要从当地警方处打听一些消息。”
“以哪种方式去美国以外的地方？”
我对他微笑。他将雪茄在烟灰缸边上轻轻敲打，也报之一笑。我们俩的笑容都不是由衷的。
“没有证明信，”他说。“纽约那边不会同意的。我们有自己的合作关系。不过你可以得到所有的配合，秘密行事。如果事成了，还有两万块奖金。当然啦，你不会成功的。”
我点燃香烟，向后靠着椅背，向天花板吹了一缕烟。
“不会吗？为什么不会？你永远得不到这些珠子。它们还在，不是吗？”
“该死的它们当然还在。如果它们还在，它们是属于我们的。不过价值二十万的珠宝不会淹没二十年之久的——该挖出来了。”
“很好。还是我自己的时间。”
他轻轻磕掉雪茄灰，垂下头看着我。“我喜欢你的模样，”他说，“即便你疯了。但我们是一家大公司。假设我现在就为你投保，接着会怎么样？”
“我投降。我会知道自己被投了保。我可是久经沙场，从未失过手。我会放弃，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告诉警方，然后回家。”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再次从桌子上方探过身去。“因为，”我缓缓地说，“那个掌握线索的家伙今天被人干掉了。”
“哦——哦。”卢丁搓了搓他的鼻子。
“不是我干的，”我补充道。
我们沉默了片刻。接着卢丁说：“你不需要什么证明信。你甚至都不会随身带着。告诉我这些事之后，你他妈的非常清楚，我可不敢开给你证明信。”
我站起身，咧嘴一笑，向门口走去。他非常迅速地站起身，绕过桌子，用那只精致的小手搭在我的臂膀上。
“听着，我知道你疯了，可是如果你找到了什么，务必瞒过警方，带到这儿来。我们需要打广告。”
“你他妈的以为我会白干？”我咆哮道。
“两万五千块。”
“我以为是两万呢。”
“两万五。你还是疯了。珍珠不在赛普手里。如果在他手里，他好多年前就来跟我们谈条件了。”
“好的，”我说。“你还有大把时间来考虑。”
我们握了握手，相视一笑，仿佛两个绝顶聪明的人自以为没有欺瞒对方，但却贼心不死。
我回到办公室时已经四点三刻了。我草草喝了几杯酒，填了一支烟斗，坐下来梳理我的思路。这时，电话铃响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卡尔马迪吗？”一个微弱、紧张而冷酷的声音。我不认识对方。
“是的。”
“你最好来见见拉什·麦德。认识他吗？”
“不，”我撒了个谎。“我为什么要见他？”
电话上突然传来一阵银铃般冷若冰霜的笑声。“因为有个家伙的脚疼得要命，”那个声音说。
电话咔哒挂断了。我将电话放到边上，划了一根火柴，凝视着墙面，直到火焰烧伤了我的手指。
拉什·麦德是阔恩大厦的无良律师。他是个唯利是图的律师，上下疏通，编造不在场证明，任何有利可图的活儿他都接。我还没听说过他牵扯进某些重大犯罪案件，比如烫人的双脚。
<h2>4</h2>
此时，下春日街上正接近下班高峰。出租车沿着路缘慢慢向前移动，速记员早早地下班了，汽车堵在了路上，交警在阻止人们正常地转弯。
阔恩大厦门面狭小，正面是一种干巴巴的土黄色，入口处有一大箱假牙。指示牌上有号称无痛看牙的牙医名字，还有那些教你成为邮递员的人，还有的只有名字，或者只有门牌号。拉什·麦德，律师，619房间。
我从一个颠簸的电梯轿厢里出来，看见一块肮脏的橡胶地毯上放着一只脏兮兮的痰盂，沿着一条满地是烟蒂的走廊走去，来到一块写着数字619的毛玻璃板下，试着转动门把手。门上了锁，我敲敲门。
一个黑影贴上了玻璃，门吱呀一声被拉开了。我望着一个长着柔软圆润下巴的矮胖子，浓密的黑色眉毛，一脸油腻，陈查理[3]式的小胡子令他的脸看上去比实际更胖。
他伸出两根被尼古丁熏黄的手指。“很好，很好，老迈的捕狗人到了。我的眼睛过目不忘。我记得，名字是卡尔马迪？”
我走进房间，等着房门吱呀一声关上。光秃秃的地上铺着棕色的油毡。房间里有一张平坦的桌子，桌子的活动盖板竖起，一个绿色的大保险箱看上去跟熟食店的包装袋一样可以防火，还有两个档案柜，三把椅子，一个嵌入式柜子，门口的角落里还有一个台盆。
“很好，很好，请坐，”麦德说。“很高兴见到你。”他在桌子后鼓捣了一阵，调整好一个突出的坐垫，坐下来。“大驾光临，很荣幸。谈生意吗？”
我坐下身，将一支烟夹在嘴里，望着他。我没说话，默默地看着他开始紧张地冒汗。他的头发上最先开始冒汗。于是他抓起一支铅笔，在吸墨纸上做了些记号。然后他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再次低头看着吸墨纸。他开口了——对着吸墨纸说：
“有想法吗？”他温柔地问。
“关于什么？”
他没有看我。“关于我们可以一起合伙做点小生意。比如说，在珠宝方面。”
“那个女孩是谁？”我问。
“嗯？什么女孩？”他仍旧低着头。
“给我打电话那个。”
“有人给你打过电话吗？”
我伸手去拿他的电话机，是老式的支架电话。我拿起听筒，拨了警察局的电话，动作非常缓慢。我心知肚明，他认得出那个号码，如同他认得出自己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