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纽约已经有十一个年头。除了去波士顿动了次前列腺癌切除手术外，这十一年来我基本没有离开过这条位于伯克希尔山的山间小道，更有甚者，自三年前的九·一一以来我就几乎再也没看过报纸，也没听过广播；我不再定居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于当下的时代，但我不觉得这是种损失——仅仅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内心里有一种荒芜之感。我早就扼杀了那种想要扎根在这个世界、扎根在这个时代的冲动。
不过现在我已经往南开了一百三十英里，前往曼哈顿的西奈山医院去看一个泌尿科医生，他专门实施一种治疗，来帮助成千上万像我这样因前列腺手术而造成小便失禁的人。通过在尿道里插入的一根导尿管，在膀胱颈和尿道的汇合处注入一种凝胶状的胶原质，他的这种方法使大约一半的病人有效地改善了症状。这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尤其是因为“有效地改善”不过意味着症状的局部缓和——将“重度的失禁”缓解为“中度”，或将“中度”缓解为“轻度”。然而，由于他的治疗效果确实要比其他一些大致采用相同技术的泌尿科医生好一些（当然，对于因激进的前列腺切除手术——我，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未能有幸逃过此劫——所造成神经系统损伤而导致的性无能，这样的治疗是无能为力的），在我自认为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因这种毛病带来的尴尬处境的多年之后，我还是决定去纽约咨询一下。
手术后的多年以来，我甚至以为我已经克服了尿裤子的羞耻感，战胜了那种在最初的一年半时间里让我特别难受的没有方向、惊慌失措的感觉。术后的几个月里，手术的成功让我点燃起希望，我相信随着岁月的推移，失禁的状况会逐步消失，这种事情在极少数幸运的患者身上也确实发生过。尽管保持身体的洁净和祛除身上的尿臭已成为我每天必须要做的功课，我依然命中注定永远也无法真正地适应穿特制内裤、换尿垫、不时要处理“紧急状况”的生活，就像我没有真正地控制住内心的耻辱一般，因此我在七十一岁的高龄，又回到了曼哈顿的上东区，这里离我生龙活虎、身强力壮的青年时代曾住过的地方才几步之遥。我现在在西奈山医院泌尿科的前台接待处，正等着医生来向我做出保证，通过在膀胱颈上永恒地粘着一种胶原质，将使我有机会比一个婴儿更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排尿量。我等在那里，脑海里想象着治疗的场景。我坐在那里，随手翻阅起堆在那里的许多《人物》和《纽约》杂志(1)，心里想，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调头，回家。
过去的十一年里，我一个人住在内地的一条土路边的一所小房子里，就在我被诊断出得了癌症的两年多前，我还决心要一辈子像这样离群索居下去呢。我很少与别人会面。自从一年前，我的邻居和朋友拉里·霍利斯去世以来，除了每个礼拜来做清洁工作的女管家和她的丈夫——他是照料我生活起居的人——我会一连两三天跟谁都不说一句话。我不参加晚宴，我不看电影，我不看电视，我没有手机，也没有录像机、DVD、电脑之类的。我依然活在打字机的时代里，搞不懂万维网(2)是啥玩意。我不再费工夫去为竞选投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写作，有时会一直写到晚上。我看书，大多是我在学生时代就已看过的书，那些文学杰作对我的影响力丝毫不减当年，有时候甚至会更强于我当年初次与之邂逅时所感觉到的兴奋。最近，在时隔五十年之后我再次阅读起了约瑟夫·康拉德(3)，现在在读的是《阴影线》(4)，我把这本书带到了纽约，尽管我在前两天晚上刚一口气读完了一遍，我还要仔仔细细地再把它读上一遍。我听音乐，我在林中漫步，天气暖和时我会在自家的池塘里游泳，那里的水温即使在夏天也从来不会超过七十度(5)。我光着身子游泳，因为周围没有一个人，那样哪怕我内急在池子里撒上一小泡尿，哪怕微微翻腾的尿液明目张胆地污染了清澈的池水，我也不会感到有任何的不安，也不会有那种屈辱感，如果我是在一个公共游泳池里游泳，我的膀胱在不知不觉间排空了尿液，那么我一定会觉得丢脸的。有一种专门为小便失禁者设计的弹力内裤，裤边是用强弹性材料做的，广告上说它还能防水，在斟酌再三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从游泳用品的广告目录里选择了一条来订购。可是，当我穿上它去池塘游泳，我发现尽管在泳衣下面穿上这么件肥大的白色底裤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还不足以使我那尴尬的自我意识销声匿迹。我可不愿再有窘迫之感，也不愿再去冒犯别人，我放弃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定期去大学游泳池的主意（在泳衣下面还要穿那种内裤），继续把自己限制在伯克希尔山天气暖和的寥寥数月里偶尔去玷污一下我自家的池塘。在那样的季节里，不管刮风下雨，我每天都会花上半小时游几个来回。
我每周要下山几次去八英里外的阿西纳，去买点杂货，去洗衣房洗洗衣服，偶尔也去吃顿饭、买双袜子、买瓶老酒、在阿西纳学院的图书馆里看看书什么的。坦格尔伍德离这儿也不算远，今年夏天我有十多次开车去那里听音乐会。我不开作品朗读会，也不开讲座，也不在大学里授课，也不上电视。我的书出版后，我也不赠书给任何人。我每天都坚持写作——换句话说，我每天都沉默寡言。我常常忍不住会想干吗要出版我的书——写作，写作的过程，难道不就是我全部的需要吗？对一个小便失禁、性功能丧失的人来说，出版一本自己的作品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
自拉里从哈特福德的一家保险公司的终身律师职位上退下来后，他就和玛丽莲·霍利斯从西哈特福德搬家至伯克希尔山。拉里比我小两岁，是个谨小慎微、拘泥细节的人，他似乎相信只有一切都在井井有条的计划中，生活才会有安全感。在他刚开始尝试要把我拉进他的生活的那几个月里，我都尽量避开他。可我最终还是屈服了，不仅因为他想要改变我的孤独人生的想法是那么固执，更因为我从没遇见过像他这样的人，他那悲惨的童年决定了他成年后照他自己的想法所做出的每一个抉择。就在他父亲去世后的第四个年头，他的母亲又死于癌症，那时他只有十岁。他父亲在哈特福德开了一家油毛毡商店，天可怜见的，他死于和拉里的母亲同样的毛病。拉里成了一个孤儿，被送往住在哈特福德西南部的诺格塔克河一带的亲戚家里，这个地方就在荒凉的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工业区的外围。在那里，在他那本名为《人生规划》的日记里，他为自己设计好了未来，而他的整个一辈子都是照此一丝不苟地执行的。从那时起，他生活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了明显的因果关系。他在学校里的成绩只要不是A，他就不会满意。对任何一位老师，只要是没能正确地对他的成绩做出预测，他都会提出强烈的抗议，尽管他还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了提前从高中毕业，他参加夏季提高班。就这样，他未满十七就进了大学；在康涅狄格大学放暑假的时候他又“故伎重演”。在大学里他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并且靠整年在图书馆的一个锅炉房打工的收入来支付膳宿费用。大学毕业后，他把自己的名字从欧文·戈卢布改为拉里·霍利斯（在他只有十岁的时候就已经这么计划好了），然后去参加了空军，成为一名大名鼎鼎的战斗机飞行员，人们称他为霍利斯中尉，并获得了士兵福利津贴。刚一离开部队，他就成为福特汉姆大学的注册学生，作为对他在空军服役三年的回报，政府为他接下来三年的法学院学习全额买单。当他的空军部队驻扎在西雅图的时候，他大胆地追求一位刚刚高中毕业的漂亮姑娘，姑娘的名字叫柯林斯。她完全符合他的择偶标准，譬如说，她是爱尔兰血统的，有着和他本人一样的卷曲的乌发和冰蓝的眼眸。“我不要娶一个犹太姑娘，我不要我的孩子在信仰犹太教的教育下成长，我也不要我的孩子和犹太人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呢？”我问他。他的回答就是“因为我对我的孩子的期望不是那样的”。每当我问起他在经历了如激流勇进般的童年并对未来的生活做好了全盘规划之后，为什么现在又要按这种彻底传统的方式来生活时，“我想要我想要的，我不想要我不想要的”，这就是他对我的每一个问题的千篇一律的回答方式。当他第一次毛遂自荐来敲我的门——就在他和玛丽莲搬到离我家很近的地方后没过几天，从那条土路往下走半英里左右就是他们家——他就立刻决定他不想再看见我每天晚上一个人吃饭了，至少每周一次，我必须上他家去和他及他的妻子会餐。他不希望我每个礼拜天都是独自一人地过活——他无法忍受有人过着像他曾经历过的那种孤儿一般的生活，想当年，每个礼拜天他都和他的叔叔一起在诺格塔克河钓鱼，他叔叔是州里的乳品检验员——他坚持每个礼拜天早晨要和我一起做徒步漫游，如果天气不好，就打乒乓球。打乒乓是我极为讨厌的一种消遣方式，但我还是要谢谢他，因为那样我就不用和他一起讨论关于写作的问题了。关于写作，他会问出许多可怕的问题，而且不依不饶，直到我的回答令他完全满意为止。“你的构思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知道这个构思是好还是坏？”“你怎么知道哪里该用对话，哪里该用平铺直叙的讲述而不是用对话？”“你怎么知道这本书写完了？”“你怎么写开头的第一句？你怎么考虑书名？你怎么写末尾的最后一句？”“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一本书？”“你最不满意的书是哪一本？”“你喜欢书里的人物吗？”“你有没有写到一半把某个人物抹掉过？”“我在电视上听到有位作家这么说，书里的人物会喧宾夺主，会自发地写起来。这是真的吗？”他曾经期待自己有一双儿女，而玛丽莲在一连生下四个女儿之后终于提出了抗议，她拒绝继续尝试为他生个男性继承人，虽然早在他十岁的计划里就有这么一条。他的儿子应该是个高大、方脸的男子，浅黄的头发，狂野的眼睛，冰蓝而狂野，不像玛丽莲的眼睛，冰蓝而秀丽。他的四个漂亮女儿也都有一双冰蓝的眼睛，她们全都去上了卫尔斯利学院，因为他在空军里的一位密友有个妹妹在那里念书，拉里遇见他妹妹的时候，觉得她端庄优雅、举止得体，简直就是女性的典范，他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像她那样。如果我们一起去饭店（我们隔周的礼拜六晚上都会去饭店——那也是他希望的，所以别无选择），那他总免不了会和侍者来上一场口角。对于端上来的面包，他永远有发不完的牢骚。这面包不新鲜。这不是我想要的面包。这面包不够我们大家分的。
有天晚上吃完饭后，他不期而至地来到了我这里，给我带来了两只橘色的小猫咪，一只毛长一只毛短，才八周多一点大。我没有向他要过猫咪，他也没有事先关照过要送我这样的礼物。他说他那天早上去做眼科检查，在前台接待员的桌子上看见有块牌子，说有几只小猫要转让。当天下午他就去了那位接待员家，在她家的六只猫咪中为我挑选了两只最漂亮的。他还说，看见那块牌子，他头一个就想到了我。
他把小猫放在地板上。“这不是你应该过的生活，”他说。“那是谁应该过的生活呢？”“呃，我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像我这样的人。我拥有了我曾希望过的一切。我不能再让你过这种形影相吊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你他妈的已经过到头了。你太极端了，内森。”“你也一样。”“见你的鬼，我才不是呢！我没有过这样的生活。我对你的所有要求不过是过正常一点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无论对谁来说，都太寂寞了。至少，你可以有两只猫咪来陪伴你。小猫咪需要的全部家当都在我车上。”
他走到外面去，回来时把几只超市里的大袋子倒空在地板上，里面有半打让它们逗来耍去的小玩具，一打猫食罐头，一大袋猫砂(6)和一只塑料的猫砂盒，放猫食的两只塑料盘，盛水的两只塑料碗。
“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他说。“你看呀，它们多漂亮。它们会给你带来无穷的乐趣。”
对于这一切，他的态度异常坚定，我也无话可说了，除了说句：“你想得真周到，拉里。”
“那你准备怎么叫它们呢？”
“A和B。”
“不行，它们需要有名字。你整天都活在字母堆里。你可以把毛短的那只叫‘短毛’，毛长的就叫‘长毛’。”
“那么好吧。”
在我这个如此紧密的关系网中，我只得乖乖地扮演着拉里为我设计好的角色。我基本上服从了拉里的命令，他生活里的每个人也都和我差不多。你想，他有四个女儿，可没有一个女儿说：“可我想去巴纳德学院，我想去欧柏林学院。”尽管我从来也没觉得他是一个恐怖的暴君式家长，可是多么奇怪呀，当我和他及他的家庭成员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这么想，因为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见有任何一位家庭成员曾经起来反对过他，他只要说一句你得去卫尔斯利上学，就把一切都摆平了。可是想想我自己对拉里的服从，她们心甘情愿地做没有主见的人，当拉里的乖女儿这一点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拉里的权力之路就是他生命里的每一个亲人都对他表示出完全的认可，而我的权力之路则是我生命里没有一个亲人会对我表示认可。
他是在一个礼拜四把猫带来的，我一直把它们养到礼拜天。在那几天里，我几乎没有写一个字。我的时间都花在了陪它们玩耍，爱抚它们，让它们轮流或一起坐到我的大腿上，或只是坐在那里看它们进食、嬉戏、抓痒、睡觉。白天，我把猫砂盒摆在厨房的一个旮旯里，到了晚上，我把它放到客厅里，然后才会关上卧室房门睡觉。我早晨醒来后的头一件事就是冲到门口去看它们。它们会待在那里，就在门旁边，等着我把门打开。
到了礼拜一早上，我给拉里去电话说：“请你过来把猫拿走。”
“你讨厌它们。”
“刚好相反。如果它们再待下去，我就别想再写一个字了。我不能让这两只猫和我住在同一幢房子里。”
“干吗不能？你他妈的想什么呢？”
“它们太讨人喜欢了。”
“好啊，棒极了，要的就是这效果。”
“来把它们带走，拉里。如果你嫌麻烦，我可以自己把它们还回到眼科前台接待员手里。但我不能再让它们待在我这里了。”
“你什么意思？你是想惹我生气呢，还是在虚张声势？我做人也是讲原则的，可你让我觉得脸红。天晓得，我又不是带两个人去要你和他们同住。只是两只猫呀。只是两只小猫咪。”
“我感激地收下了，不是吗？我也努力过了，不是吗？请把它们带走吧。”
“我不干。”
“你知道的，我从没要求过你给我两只猫。”
“那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你从来也不要求什么。”
“把那位眼科前台接待员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不行。”
“好吧，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你疯了，”他说。
“拉里，我不可能因为两只小猫而洗心革面的。”
“可事实是你会的。而你就是不愿意让这样的事发生。我无法理解，一个像你这么高智商的人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的。我被你搞糊涂了。”
“生活中有许多解释不清楚的事。你不必因为我的一点点晦涩难懂而烦恼。”
“好吧，你赢了。我会过去把猫带走的。可我们之间的事还没有完呢，祖克曼先生。”
“我有理由相信你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或者说你是不可能善罢甘休的。你知道吗，你也有点疯狂。”
“我他妈的才不是呢！”
“霍利斯，拜托你了，我已经年纪一大把，怎么可能再从头开始呢。来把猫拿走吧。”
就在他最小的一个女儿即将嫁到纽约去之前——她要嫁给一个爱尔兰血统的美国律师，这个小伙子也和拉里一样，毕业于福特汉姆法学院——他被诊断出得了癌症。就在一家子去纽约参加婚礼的同一天，拉里的肿瘤医师让他住进了康涅狄格州法明顿的大学医院。他住院的第一天晚上，在护士给他做完常规检查(7)并给了他一片安眠药之后，他把藏在洗漱用品包内的一百来片安眠药都拿了出来，就着床边玻璃杯里的水，在这个昏暗的单人病房里把它们全部吞了下去。第二天一清早，玛丽莲接到医院来电，得知她的丈夫已自杀身亡。数小时后，在玛丽莲的一再坚持下——她这么多年来做他的老婆到底不是白做的——一家子还是照样去出席了婚礼，直等到用过了婚礼午宴，这才返回伯克希尔山安排他的丧礼。
后来我才得知拉里事先就和医生商量好了要在那天入院，而不是在翌周的礼拜一，那样他就能走得从容一些。这样的安排使他全家在得知他死亡的消息时能聚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在医院里自杀，就会有专业的医生来处理他的尸体，这样就为玛丽莲和孩子们节省掉无数善后处理的麻烦事。
他去世的时候享年六十八岁，他在日记《人生规划》里记录下来的事只有一件未能实现（就是有一天要有一个叫小拉里·霍利斯的儿子），除此之外，他令人惊异地实现了他早在十岁的孤儿时期就为自己定好的所有目标。他早就设想好要一直拖到看见最小的女儿走进婚姻的殿堂、开始崭新的生活，而且还必须设法避免掉他最为害怕的一桩事情——绝不能让他的孩子亲眼目睹垂死的老爸在死前的种种惨状，因为他曾经目睹过患上癌症的父母那缓慢而痛苦的死亡过程。他甚至还为我留下了一份信息。甚至到了那种时刻，他都还在惦记着我。我听到他的死讯是在一个礼拜天，接下来的礼拜一，我在信箱里收到了这么一封信：“内森，我的老伙伴，我不想就这样离开你。在这个广漠无边的世界里，你不能一个人生活。你不能同一切都失去了联系。你必须向我保证不会倒退回我遇见你时的生活状态。你忠实的朋友，拉里。”
那就是为什么我会待在泌尿科医师的等候室里没有走的缘故吗——因为在一年前，几乎就在同一天，拉里给我寄了那封短信，然后自杀了？我不知道，即使知道我也无所谓。我坐在那里仅仅因为我坐在那里，浏览着我已经多年未见的那种杂志——看着知名影星、知名模特、知名时装设计师、知名厨师和商界大亨的彩照，知道了我可以在哪里买到最贵的、最便宜的、最新潮的、最紧的、最软的、最滑稽的、最美味的、最庸俗的一切（为美国的消费者生产出来的几乎所有的一切），等待着我预约的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