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1814-1864年），生于1814年元旦，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其父洪镜扬，是邻近诸村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当地是稍好的，如果以阶级划分，也该算个富农。洪仁坤兄弟三个，他行三，是三兄弟中唯一读书求功名的，在家里较受宠，也被赋予比较高的期望值。
洪仁坤七岁入本地私塾读书，“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遍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十四岁考为童生，获取考秀才的资格，村中父老也都看好洪仁坤，认为他可以考个功名光宗耀祖。
按明清的科举制，进秀才须经过两次考试，第一次县考，第二次院考，院考通过才称为秀才。现在大家都觉得秀才都是穷的，没出息的，但是秀才对贫苦农民来讲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成为秀才即代表有了“功名”在身，在地方上受到一定的尊重，也有各种特权，例如：免除差徭，见知县时不用下跪，知县不可随意对其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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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人的晋级秩序
十四岁的童生洪仁坤在1828年初次应考秀才，县试高中，但府试（院考）却失败了。此后，他一面当村塾教师123，一面努力读书。
1836年，二十三岁的洪仁坤再次去广州考秀才，在街上遇到一位西洋传教士正在散发一种小册子，心情愉快的洪仁坤顺手拿了一套免费的并且对他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小书，这套书就是《劝世良言》。现在大家都知道，这套书是由第一个中国传教士雕版印刷工梁发在1832年编写的，全书共9卷，约9万字。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该书“其实是梁发用半通不通、半白半文的汉语，加上一些广东话阐释了一些《旧约》的故事，但阐释得非常荒唐。”124书中特别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他一切宗教的神灵、偶像都属于被清除的邪门歪道，若崇拜它们，便将获罪于天。”为了使上帝在中国获得独尊地位，《劝世良言》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间宗教和巫术风水之类的迷信习俗进行了猛烈抨击。当然，正热衷于考秀才的洪仁坤也就“稍事浏览便弃之一边”了，并没有仔细地阅读它。
再次落榜的洪仁坤继续埋头苦读，以图再举。
1837年，又逢试期，初考时榜上还有名，到了复试又落选了。可怜的洪仁坤“县考时每试必高列十名内，但到院试时却落选”，这种连续的打击使他“精神上受了不少折磨”。一而再，再而三，连续三次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对一个人的打击是沉重的。见到榜上无名，竟致无力行路，雇了一顶双人轿抬回家中。后一病不起，一连四十日高烧昏迷，精神恍惚，神游天界，还遇到了种种“异事”，这就是后来一些文献中记述的“丁酉异梦”。“死去七日”还魂后的洪仁坤，“俱讲天话”，性情大变，举止怪异。
病愈之后的洪仁坤还是继续一面做乡塾先生，一面做应考的准备，仍然希望在体制内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
1843年，又准备了六年的洪仁坤30岁了，再次走向了秀才考场，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他又失败了。“不幸他（洪仁坤）屡次到广州应试（前后共四次），都名落孙山，连入学资格（秀才）都未取得，其失望与怨恨的心情是不难推想到的。”125
再次落榜的洪仁坤开始愤懑不平，从自怨自艾走向对社会的不满。此期间，偶然重读了小册子《劝世良言》，这时的感觉与认识同前番浏览时就大不相同了。书中抨击“儒教”，指斥科举，否定民间鬼神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他，情不自禁地细读下去，领悟着“正经大道之圣理”，联想着六年前病中的幻象，他自信那是上帝召游天庭，大有昔日千疑百惑，今日焕然得释之感。
这时的洪仁坤又受到了另一个人的蛊惑，他就是冯云山，一个同时落榜的书友，同样因命运对考试极端不满。他从星相术角度看出洪仁坤“多异相”、“有王者风”，极力鼓动他带头造反。冯的劝说，印证了洪仁坤六年前大病中的想法和梦幻，使他毅然抛弃了科举考试的念头，索性把家里的孔子牌位也换成了上帝的牌位。从此，洪仁坤改名为洪秀全126，自称耶稣之弟，天父之次子，下到人间来替天行道，开始逢人便宣传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称之为“拜上帝教”。
装神弄鬼的客家人洪秀全在家乡并不受人待见，知根知底的老家人不可能都听他胡说八道，所以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在广东发展得并不顺利。在花县实在待不下去了，只有到外地发展，于是他就和冯云山、洪仁玕等人往贫穷的广西走。1844年5月，到达了贫穷的广西贵县，住在赐谷村其表兄王盛均家，他们在贵县几个月里，就吸收了100多个农民信徒。
1844年10月，受不了贫困生活的宗教领袖洪秀全便离开广西回花县老家，一腔热血的冯云山独自留下来，辗转到达“山深地僻”的紫荆山区，开始了其艰苦卓绝的宣传教义、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他白天教书，晚上手提火把，翻山越岭，串村走寨，宣传拜上帝教，发展会众。那些耕山烧炭的山民对他也十分信服，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发展了山区农民、烧炭工3000余人，培养了杨秀清、萧朝贵等一批骨干分子。
洪秀全离开广西回老家是否是为了关门创作，闭关修行，整理修订自己的拜上帝教，不得而知，但是1845年至1846年间，洪秀全在家乡的确写下《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改邪归正》等文章。而这时的洪秀全对基督教的认识，也还仅仅来自于对《劝世良言》的自学及领悟，正是这种对基督教教义的简单的理解形成了他拜上帝教的基本思想。
可能是洪秀全意识到《劝世良言》里的许多矛盾和错误，或者也可能他需要更高层次的理论修养，1847年春，他来到广州，找到了美国新教传教士罗孝全127。在这里，洪秀全才有机会读到了中译本《圣经》和其他一些基督教书籍，接触了不少基督教人士，听了他们比较系统的讲道，这使洪秀全大大丰富了“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方面的知识。他在广州的事情，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写得很有意思：
然后他就准备去学习新教教义，他还真找了一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了几个月，然后就要求受洗。当时的程序是这样的，信徒先要信教，然后提出受洗要求，此时教会又会考验他几个月，考验通过以后才能为他施以洗礼。罗孝全在跟洪秀全交流的时候，发现这哥们有点奇思妙想，挺不规矩的，于是就犹豫了一下，拒绝为他施洗。要知道当时的信徒大多是像梁发这类人，文字都不太通，更多的人还不识字，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识字、还曾考过试的人，应该属于教会的人才了，但是这个传教士居然不给他施洗，于是洪秀全就生气离开了，从此自立一个教，自己传教去了。128
这一段里可能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点就是罗孝全觉得洪秀全“挺不规矩的”，先入为主的《劝世良言》可能和正统的基督教思想产生了冲突，没被罗孝全纠正过来，或者罗孝全发觉洪秀全要求受洗有一种功利主义的目的，以利于增强拜上帝教的说服力，总之，并不像一个真心信教的教徒；第二点就是“从此自立一个教，自己传教去了”，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四年前就创立了，后来的传教事业只是被暂时放弃了，这次被拒绝只是为他回广西传教增强了决心而已。
1847年7月，洪秀全再次回到广西与冯云山会合，面对冯云山开创的大好局面，洪秀全喜出望外，尤其喜的是冯云山在传教过程中，把洪秀全塑造成了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使群众人人都知道他们的救世主洪先生，大家也都企望他们的领袖的到来。洪秀全那“端庄威武”的容貌，“疾恶如仇”的性格，以及“斩邪留正”、“共享太平”的主张，深入会众人心，因此，对洪秀全“奉之若神”。
1847年冬，洪秀全、冯云山在桂平带领会众捣毁庙宇，引起了地主豪绅的不满，并以“聚众谋反”的罪名将冯云山扭送县衙。洪秀全为了营救冯云山，返回广东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申诉，要求释放冯云山，结果是徒劳碰壁。1848年5月在杨秀清的领导下，通过贿赂的方式，营救了冯云山。
1849年7月，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起重返紫荆山。这时候，正值广西灾荒严重，饥民遍地，拜上帝教也在和地主团练的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面对着大好革命形势，洪秀全和冯云山立即命令各地会众“开炉铸铁”，“明打犁耙，暗打刀枪”，拜上帝教进入了起义准备阶段。
1850年，洪秀全发布“团营”号召，各地会众纷纷向金田集中。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阴历十二月初十），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称“太平王”，后改称“天王”。
有的学者说，“洪秀全从一个传统儒生变成儒家文化的叛逆者，具有很大的偶然性。”129然而这种偶然性却是发生率极高的。
洪秀全走向神坛，既有偶然性，同时也是带有历史的必然性的，当然我们的教科书都说这是因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宏观经济政治形势发展形成的，然而我却认为这种必然性却可以从更微观的角度去解释。
造反者大抵可分三类：
一类是逼上梁山的。这一类型的主要特点就是随着现存环境给他的压力不断加大，超过了他的心理底线，愤起而反之，正如吴思在他的《隐蔽的秩序》里讲的U型反转。其代表人物就是林冲，一个安分守己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父亲是东京的提辖官，岳父也是禁军教头，有一个貌美的妻子。正是因为太尉高俅之子高衙内垂涎林冲妻子的美貌，多次设下毒计要置林冲于死地，万般无奈之下，本心希望在体制内生存的林冲在一个风雪之夜投奔梁山落草为寇。林冲虽是小说虚构人物，但却是现实人物的归纳总结，此类造反者是造反者的大多数。
陈胜、吴广，原为屯长，带900余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根据秦朝法律，过期当斩。反复的思想斗争之后，认为在“天下苦秦久矣”的大背景下，造反倒可能免于一死，于是陈胜吴广率领戍卒，杀死押解的将尉，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
刘邦，原为沛县泗水亭亭长，奉命率500名民工去骊山修陵，因多雨，路途泥泞，很难行走，四天的路程走了十三天。按秦朝律典，服劳役误了工期也要杀头。一些民工怕贻误工期被杀头，在芒砀山便悄悄地逃跑了。面对形势变化，刘邦知道，去筑骊山墓，必贻误工期，误了工期是死，造反倒是死里求生的唯一出路。于是决定造反，剩下的350多名民工就跟刘邦造反了。
朱元璋的造反同样具有强烈的逼上梁山色彩。1352年，二十五岁的朱元璋因贫穷入寺院为僧。当时天下已大乱，朱元璋有心造反，又怕风险，安心为僧，又恐早晚被官兵捕杀以充军功，正计算不清的时候，同村人汤和130托人带给他一封信，邀其投奔红巾军。“背地里读了，越发一肚皮心事，在大殿上踱过来，踱过去，以口问心，以心问口，反覆计较。”犹豫了好几天，同房的师兄偷偷告诉，“前日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军告发”，急得无法，回村找周德兴131讨主意，周德兴劝他“向菩萨讨一个卦”。忐忑中走回寺院，发现“僧房斋堂全烧光了”，只剩下伽蓝殿，“元璋待了一阵，走到伽蓝神前，磕了头，拿起圣珓，默祝菩萨：许出境避难，赏阳珓；守破寺，一阴一阳。一掷两珓全阴，两掷三掷还是全阴。不许走也不许留，只有投红军去了。再祝投红军给阴的，一掷果然是阴的，大吃一惊。三次默祝，投红军实在害怕，还是求菩萨指点，逃往他乡，另求生路。闭着眼睛把珓掷出，一看一个是阴珓，投红军，一个呢，不阴不阳，端正地竖在地面。菩萨也劝元璋造反了，还有什么可说的！”132“忍无可忍，那就反了吧！反他娘的！”133“谷底到了。”134
明末李自成起义，同样是这种性质。1628年，二十二岁的驿卒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被裁员，失业回家，并欠了艾姓乡绅的债。同年冬季，李自成因还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后由亲友救出。年底，杀死债主艾诏，接着，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杀了妻子。两条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问，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就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
就普通民众而言，其走上造反道路，大多是由于形势所迫，利益不断损失，生活日益艰难，触及心理底线所致。任何朝代后期革命风潮风起云涌，都是这种情况，2011年，由卖菜大学生布瓦吉吉自焚开始的北非动荡，总体来讲也是这种情况。
在中国朝代更替过程中，人民群众之所以跟着革命，主要原因就是生活条件的恶化，挑战了人们容忍的底线。当然，这个底线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人可以通过宣传、教育、鼓动提升或降低这一底线。普通民众的底线多侧重于物质层面，而知识分子的底线则更侧重于精神层面。
作为统治者必须要明确把握这一底线，以防止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漫延。
第二个类型是发展受挫的。
从本性上讲，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任何一个下层个体都希望爬升到上层去，这就推动了社会阶层流动。而这种向上的社会流动一般首先选择在体制内实现，如果体制内不能实现，那么就会想法到体制外寻求出路。所谓体制外就是歪门邪道或造反。
洪秀全一开始是个好学生，极力想在体制内实现自己的发展，连续四次参加考试，然而始终没有通过正途实现他的梦想，最后才走上造反的道路。太平天国里，冯云山，韦昌辉都是这种类型，因考试不第而心生怨恨135。
唐末黄巢，出身盐商家庭，善于骑射，粗通笔墨，少有诗才，同洪秀全一样，成年后却屡试不第。于是写了《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孙中山一开始也并不是想革命的，和陆皓东曾上书李鸿章，未获接见，才“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上海”，密谋造反。
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让有本事的人可以实现其价值。
因发展受挫而革命的人，从数量上来讲，属于少数，但是这部分人的能量是极大的，他们是有一定知识和能力的人，只是因为机缘而未被统治者重用，他们往往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主导力量。
作为统治者，必须要实现这部分人的自由流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让他们才尽其用，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让“每个人都享有出彩的机会”，从根源上杜绝这种不安定因素的产生。
封建社会，单一的价值取向，使得有才之人都要通过科举入仕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而当政府又无法容纳这么多人才时，社会动荡因素就产生了。现代开放社会，应该实现价值实现方式的多元化，而不是仅仅通过入仕去实现。现实考虑，公务员考试的白炽化，也表现了这种取向上的单一化倾向。
第三种类型，社会理想型。
当然，除了上述两种革命者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那就是天生的革命派，既不是被迫，也不是受挫，而是骨子里天生的反叛性格及对社会的不满而走上造反道路的。
石达开就属于这种类型，年轻时侠义好施，后因洪秀全、冯云山慕名来访，邀其共图大计，因看官场腐败，民生困苦，所以“毁家纾难”，走上革命道路。
黄兴、陈独秀、李大钊、龙潭三杰等人也都属于这一类型，这一类型的人有理想、有抱负、有学识、有能力，他们可以在现有的体制内寻求自己的发展，但是仅仅是因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们就走上了革命道路。不让这一部分人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不可能通过让其本人获得利益去实现，而只能是改造社会自身，按照他的意愿，或者不断地吸收他们的建议与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