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革命都是对原有社会秩序的破坏，都会形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威胁，因此，任何革命都会遇到敌对力量的反对，并且这种反对的力度是跟他们所受的利益侵害的程度成正比的。
一场革命能否成功的根本在于它是否是用大部分人的利益去冲击少部分人的利益。
一个革命者要想革命成功，最根本的办法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然而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自己的选择了，看他如何界定自己的“敌人”，如果他自己把敌人界定得过宽，那就是把更多的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他的革命只能是拿“鸡蛋去碰石头”。
太平天国运动历经十四年，纵横十八省，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但是最终失败了。总结一下他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不懂得扩大“统一战线”，而是直接把最大量的群众变成了自己的敌人。换言之，是太平天国自身革命的那种“彻底性”与狭隘性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的覆亡。
第一，谤儒，使得它把知识分子阶层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求之不得，因妒生恨，落榜生洪秀全在乡塾中，当着学生的面，砸碎了孔子的牌位。孔子的地位不是一天形成的，从大一统的汉王朝建立后，就越来越高，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孔子一步步被神化了，隋唐封孔子为先师先圣，元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朝封孔子为至圣先师，到了清朝，孔子又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地位随着中国专制程度的加深，一步步被神化。与这一神化孔子紧密相连的是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而洪秀全因为自己考试不成就要毁了这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事实，的确犯了“左派幼稚病”。
第二，灭佛，使得他把数百万之众的佛教徒及无数的信教群众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这下得罪的人不少，要建立皇上帝一神的统治地位，最大的宗教对头就是佛教，据康熙六年（1667）礼部统计：各省官建大寺6073处，小寺6409处；私建大寺8458处，小寺58682处。寺庙共79622处，僧尼合计118907人。136大量存在的佛教寺院及僧尼是太平天国打击的重要对象，“称寺庙为妖庙，神佛像为大死妖”，太平军“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所到之处，“寺观庙宇，或焚或拆”，“神佛像非毁坏即搬去”。佛教自汉朝传入中国一千八百多年来，虽经过多次灭佛运动，仍然不断发展，成为中华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大量存在的僧尼支撑着的是无数的信教群众，在他们那里，烧香、念佛、做法事已经成为生活的一个部分。太平天国对一切宗教的打击，真正割断的是中国的文化传承，必然受到人们的强烈反对。
第三，取消家庭与私产，导致了太平将士的极大反感。在起义之后，太平军即实行男女分离制度，“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虽然这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虽然这曾一度极大增强了太平军的战斗力，但是这种规定却是违反了现实的人性的，以致后来根本无法实行，甚至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在太平天国中，男馆女馆“规矩森严，不敢或犯”，“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冬官丞相陈宗扬忍耐不住，夫妻同宿，两人一同被斩首；秋宫正丞相卢贤拔，与其妻团聚两天，革爵治罪；萧朝贵父亲在去长沙途中“私招朝贵之母同卧”，也被萧朝贵“斩其父母警众”137。违反人性的夫妻隔离，弄得人心涣散，对高官“腐败”的严惩带来的不是条令条例的坚决贯彻执行，而是大量的官员借到外地出差之便而潜逃，涤浮道人的《金陵杂记》中说：“城中被掳男女，无时不思逃窜。”在天京居住过的张汝南在《金陵省难记略》中也说，“少顷，又传男行女行之令，令男女分馆，驱即行，见人家小儿，抢去做义子，名曰带崽，于是父母弟兄妻子立刻离散，家业顿抛。有请缓颊至，来日遵行者，遂于夜间或阖室焚烧，或全家自缢，或近河塘牵连投水，纷纷无数。”逃亡自杀者是否如此之多，是大可怀疑的，但终究不能完全否定有这样的事实。甚至连杨秀清也不得不承认，“在尔民人，以为荡我家族，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为之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138
事实证明，取消家庭在传统社会家庭观里并没有生存的空间。由于广大群众对于长期取消家庭和禁止性行为的不满，迫使这个制度终于无法继续下去。先是1854年12月开始松动，让蒙得恩等几个高官在女营选美女多人为妻妾，继而在1855年春全面放开，准许夫妻同住、青年男女婚配。但有两条原则：一是“大员妻不止，无职之人只娶一妻”；二是婚姻由男女“媒官”主持分配，15-50岁均在分配范围内。虽然这一规定比先前有所进步，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并不比它所反对的买卖婚姻更进步。
可能有人会说以上三点只是在观念上形成了人们的反感，而不一定真正把相关人员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如果我们想明确地知道，太平天国把什么人划入到了自己敌人的范围里，只要查一下他对“妖”的界定就可以了。太平天国称敌人为“妖”，妖分死妖、生妖两类。凡用土、木、石、金、纸、瓦六种材料做成的偶像为死妖，都是要捣毁的；凡邪教、粉色、烟、酒、戏、堪舆、卜、筮、祝、命、相、聃、佛、娼、优、尼、女巫、奸、赌等十九项均为生妖，而这所有的十九项生妖，则就是太平天国现实的敌人。
这十九种人是多大的数量，我们当然不可能有确切的统计，仅以我们可查的部分相关数据以窥一斑：
烟：我们只知道，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流毒一发而不可收，吸食鸦片的烟民到1906年有2000万人139；
佛：乾隆元年（1736）至四年（1739）止，共颁发过各省度牒部照340112纸，另有资料显示，清末时，全国僧尼约有80万人140。
娼：陈其元在其《庸闲斋笔记》中记载了上海自通商后色情业发展的情况，“娼寮妓馆，侈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余摄县事时，欲稍稍裁抑之，而势有不能。尝饬洋租地保密稽之，盖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咸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焉。女闾之盛，已甲于天下。”141
从以上几组数据我们可以推断，被太平天国视为敌人的十九种“妖”可能会是一个多大的数字，而与这十九种“妖”有密切关系的人群又是一个多大的数量。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太平天国的战斗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也只是“小众”的战斗，这种战斗不可能像锤子一样直接击碎敌人，而最多只能像锥子一样扎入敌人的身体。只要不能一下把敌人扎死，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仍然能恢复如初，最多只是留下一个疤。
太平军要想取得小众的胜利，必须使这个小众有强大的战斗力，以使锥子扎得更狠、更深、更致命。
太平军的战斗力是靠两个方面来维持的，一是理想诱引，一是纪律的惩罚。
革命本身不是目的，革命的目的不是打破一个旧世界，而是建立一个新世界，不是抛家舍业，而是为了现实的利益。为什么阿Q要革命？就是因为他无立锥之地，只有革命他才可能获得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和吴妈。为什么无产阶级最具有革命性？就是因为他们除了劳动力之外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革命之后可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为什么太平天国“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主要是拜上帝教给了他们一个美好的念想：在政治上强调“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在经济上强调“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洪秀全告诉他们通过革命可以去创造出一个“各自相安享太平”的“人间天国”，而这些在他们原来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只有理想的诱引不足以实现人们长久的热情，更不能形成持续的战斗力，战斗力的形成更需要纪律的约束，因此，战斗的开展既需要激情的战斗动员，又需要强硬的“斩不赦”作为后盾，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太平天国快速发展的是随处可见的严酷的法律制裁。
太平军入南京之后，“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严令，凡安民家，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沓（踏）入民家门口，即斩左脚，右脚沓（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右脚。法律严，故癸丑年（1853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142
然而问题是太平军的纪律不仅仅是针对战士的，还是针对所有的教众与辖区内所有居民的，其所涉范围之宽、所用刑罚之严，是以严酷著称的《秦律》和《大明律》所不可比拟的。在曾国藩搜集整理的太平天国刑律中有“应斩罪多款”，现抄录部分如下：
凡杀妖之时，闻鼓则进，闻金则退，不得违误，违者斩。
凡各军兄弟，行俱要定大旗，各归各队，不得越次争先，耽延退后，违者斩。
派在左边杀妖，不得到右边，派在右边杀妖，不得到左边，违者斩。
自后杀妖之时，路旁金银衣物，概不准低头捡拾，以及私取私藏，违者斩首不留。
凡传令听讲道理，如各馆有无故不到者，枷七个礼拜，责打一千，再犯斩首不留。
凡黑夜支更，如果贪睡，被旁人将鼓拿去交出告犯（发）者，责打一千，再犯斩首示众。
凡接递紧要公文，如有迟误日时者，斩首不留。
凡写办军务紧要公文，如有心错误者，斩首不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