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革命？这是任何一个革命追随者都需要问清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一种现实判断，一种理性选择，它是革命能否进行下去的基础。任何一个挑起革命的人都必须正面回答这一问题，它涉及到革命的合法性问题，因为从当权者这一角度看，从既定价值观念看，革命就是叛乱，就是非法的。革命者要革命，必须完成对既定价值观的否定，为自己的革命行为辩护。正如1939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430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被世界无产阶级推崇？就是因为它完了对自身革命行为的合法性辩护。
夏启夺权，靠的是实力的较量，胜者为王，不需要做理论上的论证。
而商汤要造反，就必须要回答为什么要革命的问题了，历史上著名的《汤誓》中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告诉人们汤造反的理由：“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431总结起来，两条道理，一是我怕上帝发怒，不敢不讨伐夏国；二是民怨沸腾，甚至都愿意与夏桀一起去死。
“尚鬼”“尊神”的商朝以“天命”为基础建立了他的统治，无论商纣多么罪恶滔天，但是他认为“吾有民有命”，武王要伐纣，也必须给一个合适的理由，否定商之“命”，于是武王建立了他自己的理论，给出了他革命的理由，联系《泰誓》和《牧誓》我们可以看清他的理论逻辑：
第一步，“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432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类是万物的灵长，民意（欲）即天意。把“民”和“天”联系起来，奠定自己的理论基础。
第二步，“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433。只有聪明睿智的人才能被上天选择，做人民的父母，为伐纣打好铺垫。
第三步，“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434历数了商纣王的在现实世界的种种罪恶。
第四步，“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无辜吁天，秽德彰闻。”“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435。就是说，因为商纣的种种罪恶，无德配天，所以“上帝”生气了，要我姬发讨伐他，如果我不讨代他，那才是逆了天意。
武王伐纣，最主要的原因是家仇还是国恨，是民意还是天意？这是一个在现实中难以分得清的答案，周朝的统治者把这所有的原因都糅合到了一起，寓家于国，寓民于天，完成了家国民天的一体化。从此，“家”与“国”，“民”与“天”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难割难分。
由于商朝统治者这种“以德配天”的理论开创，使得它成为中国封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永久契约，历代统治者都必须“抚民”、“亲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并且通过“抚民”、“亲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任何一个造反者都会以统治者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揭竿而起。
客观分析，民与君的利益是统一的，无法分割，任何把这两者利益对立起来的做法都是对统治者统治合法性的一种损害，所以历代圣君贤相都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在他们看来“德”与“得”是相通的，“德”是“得”的手段，“得”是“德”的结果，任何忽略这一点的统治者，都是在使这个王朝走向没落。
“德得相通”的价值理念，从周以后就逐渐深入人心了，无论是圣君贤相，还是凡夫俗子，基本都知道孟子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436
受过多年教育的孙中山更知道道德对于政权的重要意义，个人品德上没什么不良记录的孙中山对于道德格外强调。
对于革命者的道德，他强调：“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气。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当革命军的将领。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诸君将来成立军队，打许多胜仗，得许多土地，各人都能够扩充到几万人，还是不能够叫做革命军的。”437
“七十二烈士在当时立了什么志气呢？我们虽然不能立刻知道他们的志气，但是他们由于失败，便断头流血，牺牲生命，由此便可以知道他们的志气，最少的限度，是不惜身家性命，不管权利幸福，要做一件失败的事。”438
有革命，必用军人，对于军人的道德，孙中山强调的是比较多的。对于孙中山的“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大致可以总结以下几点：
第一，责任。他说革命军队所负的“非常之事业”，“率直言之，革命而已。”“革命军之责任者，救国救民之责任也。诸君既为军人，又为革命时代之军人，倘不能负此责任，坐视国家之因内扰而召外患，驯至于国亡种灭，其咎将谁尸耶？”439“当知军人之职志，在防御外患，在保卫国家。”440
第二，大志气。“大家要有大志气，不可有小志气。个人升官发财是小志气，大家为国奋斗，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好国家，才是大志气。”441“有志之士，当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442“实行为主义而奋斗，不汲汲于握军权。”443
第三，不怕死。“当革命军的资格，是要用什么人做标准呢？简单地说，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像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444“自余观之，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445“军人到了不怕死，还怕不能打胜仗吗？”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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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赴各地演讲图
孙中山是以党建国的，所以党的建设，也是他必须关注的重点，他说，“党事为革命缘起事业，革命未成功时要以党为生命，成功后仍绝对用党来维持。所以办党比无论何事都重要。”447而办党则以“修明党德”为第一要务。
那么国民党要修什么样的“党德”呢？总结一下可以有如下几条：
首先是“明生死之辨”。他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杀身成仁的事迹为例，指出：“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448他强调，革命党人惟国家民族利益去奋斗，其“秘诀就在不怕死”。
其次要立心做大事，不要立心做大官。他说：“我们要除去现在的暮气，恢复朝气，便要诸君恢复从前为党奋斗之精神，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449
再次是要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他认为，人心是立国的大根本，要获得民心，革命党一定要“正心”、为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只要问心无愧，凭真理去做，就是牺牲了，还是很荣耀。”450
最后是“从自己方寸之地做起”，进行“心理上的革命”，从事“心理建设”。所谓“心理上的革命”，即为“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451确立起新的道德观念。
党德包括许多方面，但其核心是“替众人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他说“政治之极则”是“政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因此他号召，“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不应当以夺取为目的”452，并且要求“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453孙中山不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强调“替众人服务”的必要性，而且像马克思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历史发展规律一样说“替众人服务”是顺乎世界道德发展之潮流的，他说“现在文明进化的人类，觉悟起来，发生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要替众人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454
“党德”有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要如此强调？这是孙中山所不能不提醒革命党人注意的。他说“吾党究何所恃而自存？又何所恃而服人？将谓恃兵力乎？非也，我们革命党恃主义真理及道德而已。故吾党以德服人，非以武力服人；大家要知道武力实不足恃，惟德可以服人。”455“凡一政党欲求发达，求长久，必须党员明白党义，遵守党德。”456
他不仅从政党发展的角度来解释“党德”，还从“以德治国”的角度来论证它的必要性，他强调：“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457，“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458
很明显，道德具有工具意义，它可以使人实现一定的物质利益，这是客观的现实逻辑，比如我们常说的“好心有好报”，“有舍就有得”。当我们去追求道德的高尚时，通常会让我们得到道德之外的收益，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反馈。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把道德当成手段去使用，通过道德去实现预期的利益，例如我们前面所讲过的王莽459。
道德是手段，还是目的？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让人头疼在两点：
其一，只有道德被当作目的去追求时，其他人才能为这道德的魅力所折服，社会才能给他以正反馈，他才能产生工具意义。反之，如果当事人主观上也只把道德当作手段，那么它的工具意义就丧失了。“好心才有好报”，强调的正是这种行为人的主观价值选择。“好报”必须是客观的，顺其自然的，而不应该是目的的、苛求的。
其二，当一个“道德行为”发生时，我们无法仅从这个行为本身判定这是“有目的”的，还是“没目的”的，就像现代人对“孔融让梨”这件事的解读，是说他“有礼貌”呢，还是说他“有心眼”呢？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答案，选择哪一个，这取决于我们的立场，我们判定事物的价值观。然而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在当时的孔融那里，不会有人知道。
道德是以自律、利他为前提的，对于一件利他的事件我们是不能进行准确的道德分析的，但是，对于一个综合体的个人，我们却可以做一个整体的判断，根据他的态度、观点、行为方式以及现实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