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毛泽东出生时，清朝还没有灭亡，革命党还没有兴起。
与孙中山相比，毛泽东则显示了更强的革命性，而这种革命性不仅是环境造成的，更有一种骨子里的特质。
毛泽东自幼就不是乖宝宝，敢于跟父亲对着干；上私塾时“厌恶儒学”，偷读禁书519，挑战老师；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书的空白处写了很多“荒谬”、“不通”等批语。
1918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的一段日子里，毛泽东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和列宁，这使他的叛逆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也找到了学术上的归宿感。但是直到1920年他看了《共产党宣言》后，他才真正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真理，当作认识世界的逻辑，而毛泽东则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工具。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他就已经明确强调，“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三十年之后，他更明确地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520
事实上，大多数的人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来使用的，即使是那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本本”的人，正如孔子之于康有为。
青年毛泽东有许多偶像，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有幸接触到这些偶像，但是偶像们对他这一身份低下的图书管理员却并不待见，甚至有一次胡适竟拒绝回答他的问题。毛泽东的一生是蔑视和反对权威的，而这种蔑视和反对跟这时的际遇有没有一定的关系，不得而知，后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与打击跟这段生活经历有没有一定的关系，也不得而知。
事实是毛泽东是永远不会被权威牵着鼻子走的。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之前的毛泽东，“受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处分”，基本都是因为“背叛”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政策。
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关注农民的，也不注意组织农民运动。但是毛泽东却在湖南把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并且写了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并不被别人肯定，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上层还是国民党上层，因为当时国共统一的思想就是：为了保存统一战线和北伐的顺利进行，要限制农民的“过分”行动。因为毛泽东与众不同的观点，在党的五大上，毛泽东甚至被取消了投票表决权，同时也被取消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职务。
“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湖南，策划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新组建的工农红军战斗力又差，秋收起义连续受挫，毛泽东也差点没逃掉。在综合衡量之后，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向井冈山地区保存实力。当然，这是违背党中央既定方针的“临阵脱逃”行为，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很恼火，中央要求毛泽东速去长沙“汇报工作”。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主意既定的毛泽东既不攻打长沙，也不去长沙汇报工作，而是带着部队联系王佐、袁文才，当起了“山大王”。拒绝执行党的路线的毛泽东又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撤销了他“八七”会议上才得到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从1928年3月始，党中央派了数名特派员到井冈山，给毛泽东“带来了颇多的批评和指示。”521命令毛泽东带领部队去打“硬仗”，然而又数次受挫，造成巨大损失。李立三掌权之后，不断地通过信件，要求毛泽东把城市作为中心，不要建立根据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把红军分散成游击队，并且还命令朱德和毛泽东到上海接受批评，毛泽东则是照常“敷衍”。
1930年，李立三要求彭德怀打长沙，贺龙打武汉，毛泽东打南昌，然而又都失败了。一个月后，李立三要求彭德怀再试一次，毛泽东援助。毛泽东带领部队打了十二天，坚决不干了，带领部队又回到了赣南，继续发展他的红色农村革命根据地。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35912.jpg" />
1931年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然而李立三不自量力的攻击和毛泽东不可扼制的壮大，还是惹怒了蒋介石，从1930年11月开始，解决了各派军阀不断挑战的蒋介石调集军队开始了对根据地的连续围剿，三次围剿，均告失败，反倒推动了根据地的发展。
“立三路线”破产后，王明取代了李立三，但仍然奉行以城市为中心的路线。但是1927年之后，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白区革命力量几乎损失殆尽，党中央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而这时的江西瑞金，在毛泽东的精心培育下，红红火火，于是中央向地方靠拢，于1933年1月迁入根据地瑞金。加强了对根据地控制的党中央立刻取消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和朱德成为第四次反围剿的总指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没有毛泽东参与的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把毛的军事威望打入了地狱”522，毛泽东又一次落入低谷。
在同样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28个布尔什维克为这次惨重的失败而感到窘迫不安”，523但是对于毛泽东个人而言，却又是一次转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又进入中央政治局，并且进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事实上，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
当然，毛泽东的这个“头号人物”当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遇到的第一个挑战者是张国焘。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当时放弃川陕苏区才两个多月的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服装整齐，兵强马壮”，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经过国民党半年的围追堵截，只剩下不到2万人，“衣衫破烂，人马疲惫”。实力决定心态，会师时张国焘的姿态和毛泽东的压力都是可以想见的，同样可以想见的是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头号人物”毛泽东在晚宴时对张国焘显示出来的“若有若无”的反击。原本要去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被张国焘扔了，会师后的红军往哪里去？观点出现了分歧。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主张北上“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而张国焘主张西进，“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为团结张国焘，使其北上，中共中央委曲求全，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同意破例从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吸收陈昌浩、周纯全加入政治局。为统一思想，一个月内连开三次政治局会议，做了无数次的说服工作，但分歧并未消除。8月份过草地之后，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包括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主力）突然南下，并要求右路军也南下。在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执行了张国焘的决定，毛泽东对他反复说服仍无效果。中共中央为避免发生红军内部冲突，便率领由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共8000余人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于夜间出发，单独北上，1935年10月19日，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
就在中共中央到达吴起镇的半个月前，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一个高级干部会议，认为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宣布仿效列宁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然而事与愿违，长期而艰苦的战斗并没有使红四方面军在川康地区建立新根据地，屡屡受挫之后部队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人。共产国际多次电催，加上中央及左路军内部朱德、彭德怀、徐向前等人“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现实的巨大压力下，张国焘终于同意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在1936年10月与一方面军会师。很自然的，会师之后的张国焘被剥夺了军权，边缘化了。1938年4月，日子“不好过”的张国焘终于逃离延安，投奔了国民党。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紧接着就开始了，而新的国共合作给毛泽东带来的不仅仅是机遇，整个三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处于一种强大的压力之下，这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来自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是压力下的合作，双方都明白这仅是抗日前提下的有限合作，双方不可能同享未来。蒋介石希望在抗日过程中消灭共产党，而共产党则希望通过抗日扼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打击。既然国共合作了，任何军事上的行动都变得不再可能，于是国民党在理论上、思想上的围剿就开始了。
国民党在他的五届五中全会524之后，设立精神总动员会，颁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要求以三民主义改造国民精神。5月，蒋介石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强调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提出“我们的希望，是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思想上的改造，需要大量的理论宣传，于是大批的“理论工作者”开始进行“适时”的理论研究。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叛变的叶青，在抗战时期成长为一名“三民主义理论家”，在193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总体强调，“共产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阶级分化明显，是欧洲社会发展之产物，仅仅适合于欧洲”，并不合乎中国国情，“与中华民族没有关系”，是一种典型的“舶来品”。而“三民主义是综合中外学说而成，大体说来是中国的民族思想、美国的民主政治、欧洲社会主义之结晶，”因此，“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归根结底，“中国是三民主义底世界，共产主义应该离开中国。”525
不仅国民党理论宣传如此，一些民主党派也有如此认识。1938年12月，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君劢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在摆出各种质疑之后提出，“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此，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526
“溶共”在大张旗鼓地进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无形压力。然而国民党的理论指责并不是胡搅蛮缠，并不是简单粗暴地扣帽子、打棍子，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回应这种批判，就需要中国共产党拿出一个能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来与三民主义抗衡，并在理论上、实践上战胜三民主义。而这个理论，必须是旗帜性的，没有这面旗帜，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当然，没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也不能成为毛泽东。
给毛泽东带来压力的，除了党外，还有党内的。遵义会议之后，虽然说毛泽东已经成为党中央的“头号人物”，但是其地位是不稳固的，也会不断地受到质疑和挑战。
1935年遵义会议上，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就直接批评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看了些《孙子兵法》”527。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的毛泽东在马列主义理论的起点上是低的，只是在1918年和1919年两次去北京时接触了一点马列主义，后来再也没有时间学习。一直忙于群众工作和各种各样的革命行动的毛泽东是不可能像个学者一样有时间、精力和心情坐下来好好研究《资本论》的。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只是间接的、零碎的。1932年，毛泽东第二次被迫离开中央，被王明安排在长汀休养，这时的毛泽东才真正发奋要去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在1957年回忆说，“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528
两年之后的毛泽东是否还那么热爱马列主义呢？我们从点滴的材料里似乎能够看出一点点，R.特里尔在《毛泽东传》里这样说，“在他私人的小包袱里总装着雨伞和书。里面的东西不断地更换，《水浒传》却是一直带在他身边。没有材料表明，毛在长征时带了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529
当然，毛泽东是爱读书的，也是有理论水平的，但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比起莫斯科中山大学科班出身，同时在作报告时又能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条理清晰的“活马列主义”王明，却又明显稍逊一筹。
事实已经证明，看过一些《孙子兵法》的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是王明所不能比的，但问题是1937年时，统一战线建立了，对蒋的斗争中作战指挥能力的重要性下降了，理论水平的重要性提升了。而正在这个时候，王明回国了，并且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回来的，俨然“钦差大臣”。1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又称十二月会议），会议的第一天王明就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指示”加上王明的“口才”，新方针受到“一致拥戴”，会议上毛泽东虽然也做了一定的辩白，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35551.jpg" />
1937年12月9-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的合影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凯丰、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康生。
当毛泽东的既定思想路线被抛弃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被孤立，走向落寞。“命令出不了窑洞”530的毛泽东再一次韬光养晦531。半年之后的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长篇演讲《论持久战》。1938年8月，王稼祥自苏联回国，带来了季米特洛夫532的口信——“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下好了，有了“太上皇”的肯定，毛泽东乘势立即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此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概念，号召全党同志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避免离开中国的特点抽象地空谈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实际上就是对王明路线的否定。
1938年11月，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开始掌控中央，此后其地位再也没有动摇过。王明开始出任众多闲职，1941年后，因病长期休息，1942年整风中受到批判，解放后，数次请假去苏联治病，1956年最后一次去苏联治病之后，长期留居苏联，再也不回国内。在苏联写了大量的东西，直到1974年病逝于莫斯科。
无论是消除王明的影响，还是要反击蒋介石的“溶共”，毛泽东都必须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构建，高举自己理论的大旗，而这同样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1939年12月毛泽东写成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一个崭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产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旗帜也开始树立。
但这是主张“以党建国”和“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国民党所不愿意看到的，1940年6月13日，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布了查禁令，电文如下：
重庆新闻检查局公鉴：某党发表之“新民主主义论”一文，违背国策，应予查禁；该文内容异常荒谬，某党于此抗战形势更于我有利之时，提出此种荒谬之名词，其必发动党内及同情该党之报章杂志作普遍之宣传亦为意料中事，请各级审查机关审查原稿时应切实注意，凡遇有宣传此类名词之文字，应一律予以检扣或删削补送外，用特电请查照饬属，切实注意办理为荷。国民党的理论封锁，并不影响对毛泽东狂热崇拜的出现。毛的画像开始出现，公共场所也可以经常看到他的题词手迹，到四十年代中期，“得到被毛接见的传唤成为一种令人激动的事，卫兵拿着带有刺刀的枪站在他的门边，忙乱的工作人员让毛与来访者保持很大的距离。毛也不再到其他人的窑洞中去。”533毛泽东的形象逐渐高大，成为一位可以与蒋介石匹敌的人物。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35959.jpg" />
背茶叶的苦力四川1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