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美国公理会派了一个27岁的传教士来华传教，此人名叫亚瑟·亨·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年），取了个中文名叫明恩溥。史密斯1926年才返回美国，在华生活整整五十四年，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等地，熟悉下层人民生活，热爱中国。1906年，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来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鼎鼎大名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协和医院的建立都有他的功劳。
作为一个中国通，明恩溥一生有十多部著作都是关于中国的，如《中国的格言与谚语》、《中国文化》、《中国的农村生活》、《骚动中的中国》、《今日的中国与美国》等，其中1899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性格》是轰动一时，并对后世有着较大影响的著作。
在这本书中，明恩溥归纳了中国人的二十多种性格特征，其中第15、16、17、18章分别叫“随遇而安”、“顽强生存”、“能忍且韧”和“知足常乐”534，在这里，他着重写了中国人性格中忍与韧的特质，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给外国人印象最深的也许是，那种不幸的灾难接踵而至时，中国人所表现的忍。
1877至1878年的那次令人恐怖的大饥荒，有几百万数不清的人遭难。……至于土地的开垦、房屋的重建以及新环境下的重新生活，政府一概不管。百姓要求减免赋税，经常是得不到应允，除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地方官表明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用来抵交赋税。对于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外国人来说，“面包、面包，否则就流血”的革命口号是很熟悉的，但是很难理解，为什么无家可归、饥饿绝望的难民宁可在被洪水和饥荒摧毁的地区流浪，而不愿意团结一致向当地官员要求救助。这些地方官确实无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总能迫使他做一些事，而这也算是个开头，以便能迫使他做更多的事。
但我们必须相信，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人可以有本事无限地忍下去。正是因为忍，在中国可以看到一种最压抑的情景：成千上万的人明明可以轻易地夺得多得装不下的粮食，但却偏偏要让自己默默地饿死。
灾难降临时，他们只知道承受，像是不可避免，不可战胜的一样。如果他们有能力用独轮车推着家人到能够讨到饭的地方去，他们是会这么做的。如果一家人走散了无法在一起，他们会尽可能地各自寻找生路，直到灾害过后再团聚。如果得不到救济，难民们就会成群结队地冒着严寒，沿路乞讨，行走千里，穿过好几个省，希望找到粮食收成较好、较需要苦力、较能生存的地方。如果洪水退去，外出乞讨的农民回到自己的家乡，当泥土还非常烂，耕畜无法耕犁的时候，在泥土中挖开长长的裂口，然后在这小小的裂隙中熟练地播下一些麦种；于是又重新上路，乞讨为生，直到收割时才回来。
史密斯的观察是细致而深刻的，在中国文化中，“忍”成为最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而且能转化为成圣为王之道，无论是个人成败还是国家兴亡，无不讲一个“忍”字。
在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忍”不仅被认同，而且内化成人们性格特征的一部分，正因为此，有人将中国的“忍”文化与欧洲的“罪”文化相并提。
1306年，在蒙古人统治中国已经三十多年的时候，杭州人吴亮汇集历代名人有关“忍”的言论和历史上的人物、事例汇编成一部书，叫《忍经》。无独有偶，1310年，又有一个叫许名奎的人写成了《劝忍百箴》四卷，成为中国古代“忍学”的两大系统著述。
中国人讲忍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手段层面，是为忍术。孔子讲，“小不忍，则乱大谋。”535就是从这个层面上讲的。《增广贤文》讲，“忍之忍之再忍之，忍到忍无可忍之时再忍一次，当能绝路逢生，转祸为福”，也是从这个层面上讲的。当人们在对别人进行教育时，也大多是从手段这一层面上讲的。“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审时度势，忍而后得，它要求人们因更大的图谋而暂时放弃，这方面的经典故事很多：韩信忍胯下之辱而终于封王拜将；勾践卧薪尝胆而以三千越甲吞吴；张良圯上取履终有封侯之荣；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
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忍”不仅是一种自利的手段，还是一种惩罚的手段，最经典的论据就是“寒山问拾得”。“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第二个是道德层面，是为境界。忍为形声字，心上一把刀，表现了某种坚定的意志和危难时的从容，因此，它应该是一种较高的人生修养境界。《易经·损卦》说，“君子以惩忿窒欲”，就是说有道德的人自己能抑制愤怒、控制情欲；《尚书》中记，“周公戒周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又曰：‘不啻不敢含怒。’又曰：‘宽绰其心。’”意思是说周公告诫周成王，“小人怨恨你，骂你，你自己应当加强修养，不要计较他们，不只是不敢发怒，是放宽自己的心胸。”孔子说，“君子无所争”，意思是说，君子处事谨慎不与人相争；《广雅·释言》也说，“容忍仁也，强忍义也。”这所有的表述都强调，人应该把“忍”当作一种道德境界去追求，而不应该逞一时之气。
中国人是能忍的，这一点不光明恩溥看得很清楚，鲁迅看得也清楚，他说，“国人倘能给他们做牛马的机会，他们便知足了”；林语堂也在其《吾国吾民》中谈到中华民族性格特征中“有耐性、淡泊、一团和气、知足”等特点；留辫子的“文化怪杰”辜鸿铭也说，“借用一个动物学的述评来说，我们或许可以将真正的中国人称之为被驯化了的动物”，他用“温良”一词来概括中国人这一特点，虽然他一再强调“中国人的温良，不是精神颓废的、被阉割的驯良”。536
无论如何，忍在本质上是弱势方无耐的选择。在强弱势力博弈的过程中，弱势的一方要想改变这一形势对比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这一代价可能是惨重的，因为他反对的本就是强势的一方，以弱对强，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因此，“温良”的中国人总是会选择忍。但是，中国人的忍让也是有限度的，主张“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孔子也有“是可忍，孰不可忍”537的时候。之所以忍无可忍，说到底，这都是逼的，并且是逼得太狠了。
从社会学角度衡量，忍是一种社会的平衡，强者与弱者之间，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都有一个进退的空间，弱势方的忍让容易挑起强势方欲望的膨胀，而由此导致弱势方的退让空间越来越有限，直至触及底线，这个底线，西方称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吴思称之为“谷底的硬石”538。
当底线达到了的时候，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于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逼上梁山”的故事再次发生。
然而这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谷底的硬石在哪儿？
这是一个相对主观的判定，既存在于弱势方的心理承受力上，也存在于强弱双方的力量对比及对未来的预期上。因此，对于不同的人，“谷底硬石”存在的高度是不同的。孔子是重礼于生命的，他“不可忍”的事情在平民百姓那里则算不得什么，普通百姓忍无可忍的边界比孔子要低得多，要实际得多。
而就一个社会而言，谷底的硬石却是存在的，当社会整体的压力过大，产生一个能够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力量时，谷底的硬石就在那里。但这只能是事后的判定。事前，没人能够把握，不仅是强势方，连弱势一方也是这样。因为人们的感受是主观的，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是随着自身认识的变化而变化的。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去改变谷底硬石的位置。通常情况下，强势方需要把硬石按到下面去，而叛乱的制造者则需要把硬石搬到上面来。当然，方法是多样的，例如刘邦可以拿一条白蛇做文章，张角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归根结底都是在努力抬高“石头”的位置，尽快实现弱势方的忍无可忍。
1945年的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抽空去看望了国民党内一向反共的陈立夫，“他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的情景”，自然免不了要讲到后来的国共分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听毛泽东这么调侃，陈立夫“窘迫无以措词”。539
到了六十年代，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的光辉成就时，也总是强调自己是在被逼上梁山的540。
任何人在为自己的行为选择寻找理由时都喜欢说自己是被迫的，以强调这一行为选择的客观必然性，毛泽东也不例外。原本打算“做一个教员”541的毛泽东为什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果说是因为毛泽东同孔子一样“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说毛泽东同林冲一样是被“逼上梁山”的，则多少带有矫情的味道。
中国共产党是否是被“逼上梁山”的？如果仅从1926年《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报告》的内容来看，站在任何一个强势方的立场想一下，“清党”是必须的选择，“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是谁逼谁的问题。当然，“四一二”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则毫无疑问是被“逼上梁山”了。
被逼上梁山的中国共产党，要想生存下去，要想推翻蒋家王朝，要想解放广大劳苦大众，实现社会主义，光靠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他必须要有所依靠。依靠谁？当然是依靠他想要解放的最底层的贫雇农们。为什么要依靠他们，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上最大多数的群体，拥有着最强大的力量；二是因为他们是最一无所有的，因而也是最需要革命的。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力量，但是广大劳苦大众为什么要和你站在一块呢？为什么要成为你的靠山呢？为什么要跟你对抗政府呢？上述的两个原因，仅仅是理论上的，现实的逻辑却是强大的力量并不一定要发挥，剥削和压迫也并不必然导致革命的自觉。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农民是不知道马克思的，也没有读过《资本论》，不知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不知道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他们只知道“切身的”利益，跟共产党闹革命会给自己带来切身的利益吗？他们不确定。另外，农民也不知道剩余价值，不知道剥削，也不知道民主和平等，他们只知道农忙时给地主打短工至少可以使自己吃得更好，并且可以补贴家用，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按部就班的，上一代就是这么过的，正如亚瑟·亨·史密斯所说的“灾难降临时，他们只知道默默地忍受”。尤其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共产党对于老百姓来说，并不是一个熟悉的词语，也并没有一个光辉的正面的形象，长期的战乱，也使老百姓讨厌军队和战争。
中国共产党要完成领导革命的任务，必须要完成对群众的改造与教育：
第一，让群众明白，他们是受剥削者，是受压迫者，他们应该起来革命。
第二，让群众相信，共产党是为他们服务的，跟着共产党一定会过上美好生活。
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做群众工作”，其重点是宣传教育，实现人们的观念认同和价值认同。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了。1927年12月在攻打茶陵之后，他就明确规定了军队的三大任务，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向群众做宣传。”要求每个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
1928年10月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专门就“宣传问题”作出规定，指出“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强调“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须制定专门宣传纲要，加紧宣传，深入到群众的脑海中。”
1929年初，当红军计划向赣南闽西转移时，宣传机构进一步细化，成立了工农运动委员会，由宋乔生为主任，设宣传股、民运股、青年股和妇女组，专门负责沿途的群众宣传工作。
为什么要做好宣传工作？毛泽东在1929年的一段讲话说得很清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的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542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很难尽述，有几种宣传方式是最常用的：
1.标语口号。这是红军最常用的方式，红军过后，到处可以见到留下的标语口号，有的是政策宣传，有的是动员，有的很直白，如“拥护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有的很有煽动性，如“打土豪、分田地”，直到现在，这种方式我们仍然在大量使用。而这些随处可见的标语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舆论氛围，“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543
2.群众大会。群众大会是对群众进行集中教育的最好方式，也是爱热闹的中国百姓乐于接受的方式。在动员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诉苦、公审、演戏、演讲等多种方式宣传党的宗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启发群众的革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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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标语
3.歌曲民谣。歌曲民谣在农村是喜闻乐见，极易传播的，也是中国古代大多数农民起义进行造势的最常见的方式，于是教唱和传诵红歌也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做好群众工作的最重要的方法。流传下来的红色歌谣很多，如：“过新年，过新年，今年不同往常年；工农革命军来了，又分谷子又分田。”“松柴烤火千里香，穷人骨头坚如钢。死了要埋井冈山，活着就跟共产党。”等等。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是无与伦比的，无处不在，因陋就简，通俗易懂，而又激情四射，即使是艰苦“逃亡”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也把它变成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可以说，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成功，就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成功。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信中说：“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544。
中国共产党正是利用这种强大的宣传，抬高了那块“谷底的硬石”，使老妇都能自觉地送子参军，不仅送了大儿子，还可能再送去小儿子。
事实上，任何一次起义，组织者都会努力去做好宣传工作的，太平军的“讲道理”也是无处不用，无时不用的，但太平军所做的宣传工作“即在贼中之人，闻之亦不复信也”。说到底，宣传工作的成功与否，根本不在于方式如何，而在于其宣传内容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