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春，邓小平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5月，遭“左”倾路线打击，开始了人生的“第一落”：撤销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指派到七里村的一座山上挖山开荒，“接受党的新的考验”。“对这一阶段，邓小平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663一日中午，遇到当地苏区干部危秀英，偷偷托她“告诉蔡大姐664，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在蔡畅的“帮助”和危秀英的掩护下，“肚子好饿”的邓小平从后门溜进厨房，吃了顿饱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次挨饿的影响，与毛泽东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邓小平总是通过实现物去改变人，而毛泽东思维的方式则是通过改变人去实现物，这是我们在观察两位政治家政治生涯中最明显的感受。
1942年9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不仅要管打仗，更要搞好经济工作。1943年7月2日，他发表了《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明确提出：“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665
广大劳苦大众之所以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正所谓，“屯里有粮，心中不慌”，只有有了粮食，其他一切追求才有了基础。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清楚的认识。
然而，认识问题是一个方面，而解决问题又是另一个方面。新中国建立三十年了，吃饱饭的问题仍然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头疼的问题，这一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安徽，在凤阳，在安徽凤阳的农村。
安徽凤阳，朱元璋老家，以讨饭出名。文革期间，限制虽严，但是外出乞讨仍屡禁不止。1978年夏秋之际，凤阳大旱，“凤阳叫花子在全国漫游，已成为上至中央下至县委最头疼的问题。”666所以在秋种时，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借地种麦”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
什么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这是一个不具有操作性的模糊界定，其边界可伸可缩，其范围可大可小，因此，它必然导致“所有土地”的借与不借的问题。
政策的松动给了人们以进一步尝试的冲动，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667走出了第一步。
1978年11月24日夜，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队长严宏昌家，全队20户中在家的18位户主668签订了生死契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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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的生死契约
连夜抓阄分牲畜、分农具、丈量土地，到早晨，全部搞定。
没有不透风的墙，邻队反映给公社，公社调查，要求“包干到组”669，遇到抵制，僵持不下，反映到县委书记陈庭元那里。陈庭元到小岗了解后说：“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全县有两千多个队，就算这一个是资本主义，也搞不到哪里去。已经分到户了，就先让他们干到秋后再说吧！”670
正在小岗村农民以及县委书记陈庭元为分田到户承担着巨大风险和压力的时候，1978年12月13日，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做了他最著名的一篇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671，其中心思想就是思想要解放，他说“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672
“不少同志”是谁？谁的思想是僵化的？邓小平同志在这里说的是农民吗？大家都知道，观念如衣服，它是套在现实利益的躯体之上的，人们的观念总是随着现实利益的改变而改变的。政治家都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673百姓更是这样，他们向来是尊奉实用主义经济学的，无所谓僵化与否。所谓僵化是指社会管理者的思想是否随着百姓的现实利益要求而变化而言的。一直以来，百姓的现实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根本目标，但是，百姓的现实利益需要并不是随着管理者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而是自主地变化着的。这就要求社会管理者必须像向日葵那样朝着百姓的现实利益需求方向转动，如果百姓的利益需求发生变化了，而向日葵却不转，那就说明向日葵僵化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民，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生活、劳动、学习了二十年的农民，仍然认为只有为自己而非别人创造财富才是自己拼命劳动的动力，因此，他们迫切地需要自主权，需要自由的空间。（农民不是天然地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所决定的，着急也没用。）而解放思想的陈庭元就给了小岗村民自由的空间——你们自己折腾去吧！
被解放了的农民，又一次爆发出无限的生命力。1979年底，“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是上年的4倍。”“向国家贡献粮食65000斤，油料20000斤”，“归还国家贷款800元”，“留储备糖1000多斤，留公积金150多元。”674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1979年秋，凤阳县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暗学小岗，向包干到“户”方向“滑”。树大招风，梨园公社领导怕“惹祸”，要求小岗再拢回到“包干到组”，农民群起反对，捅到县里，县委派办公室的吴庭美去小岗了解情况。吴庭美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良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
县委报到地委，地委报到省委，万里看了，大加赞赏。
1980年1月24日，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当即表示，“我支持你们”，并对随行人员说，“不能再念紧箍咒了。”675
然而万里仅只能代表省里的声音，中央并没有明确的意见。1980年1月31日，中央政治局听取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汇报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的情况，邓小平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676
上层的暧昧态度，给了下层广阔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和极大的心理压力，这是考验党性和眼光的时候。
中共凤阳县委选择了站在凤阳农民一边，依然以“不公开”的方式支持包干到户的推行。“思想解放”的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处对公社书记们说：“木已成舟了，包干到户已无法阻挡，即使不准他们干，社员还要搞‘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现在春耕生产季节已到，再折腾下去，生产就要受到影响。”“暗户就暗户，就叫他们干，他不承认自己是单干，你也不承认他们是单干，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了。”677
1980年4月中旬，万里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开始对凤阳大包干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678
大包干的效果是明显的，大包干前的1978年，整个凤阳县粮食总产为29000万斤，1983年提高到81000万斤，是1978年的2.79倍。679
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由30477万吨上升到37911万吨，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长到397.6元680。
1985年，总计52781个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84340个乡镇政府。
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手里有钱了，社会购买力大大增加，盖房、买“四大件”681、买日用百货，买农副产品，个体工商业发展起来。
中国首先从事个体工商业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类是返城的下乡知识青年。由于政策的不断放开，个体工商户迅猛增加。从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1986年的1211万户，再到1999年的3160万户。682
个体工商户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随着营业额的增加，规模的增大，个体工商户必然需要完成向私营企业的转变。
1984年4月13日，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诞生，1990年达9.81万户，1995年发展到63.10万户，到1998年达到104.67万户。683
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那篇讲话中说得很明白，“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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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口标语
就像人有性的需要一样，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也是天然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不能不说，这巨大成就的取得正是因为给了广大人民群众以足够自由的空间，正是因为解除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外在束缚，让他们可以自由地去追求财富。正是因为管得越来越少，所以经济发展越来越好，“浙江现象”就是最好的例证。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真正需要解放思想的，是政府，是官员，是一切能束缚人们自由的体制。也正因为如此，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做了一个著名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个报告中，他说“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685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这种时代的需要、顺应了这种人性的需要，不断放松对市场的控制，放松对社会的管制。
譬如，商品定价问题。物价是涉及到资源配置的关键因素，也是通过资源完成对社会控制的最重要的手段。七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政府定价的，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政府定价范围不断缩小，到1992年还有141种（类），到2001年则只剩下13类了。1992年，在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比重还是5.6%、10.3%、19.8%，但是到了2001年，就变成了2.7%、2.7%和9.5%。686现在大家都知道，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都由市场定价，政府仅对极少数关系国际民生的重要商品与劳务有定价权或价格控制权，还得开听证会。
譬如，政府审批范围问题。大家知道，行政审批制度是保证政府对社会经济运行控制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权力的表现形式，所以从中央政府一直到县一级政府以及各行政部门都分别拥有层次不同的设定和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权力。自2001年到2005年10月，国务院68个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和单位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1806项，占总数的50.1%，实现了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取消和调整的审批项目涉及经济管理、社会管理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的事务；中央带头，各省跟上，也削减了一批自行设定的行政审批项目，31个省（区、市）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22000多项，占审批项目总数的一半以上。687
再譬如，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问题。所谓国有企业，就是国家投资的企业，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一切行为都是在政府的指令下进行的，所以那时候的企业也不叫企业，叫工厂，经理也不叫经理，叫厂长。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政府开始放松对企业的管制，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让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上有一定的自主权，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建立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目的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放松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抓大放小，使一大批中小企业完全脱离政府的控制，成为市场上自生自灭的组织，用当时的流行用语叫“断奶”。
总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同“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包揽越多，市场发育越慢，微观主体越难成熟；政府包揽越多，需要的机构和人员越多，政府费用越庞大，税赋越重，微观投资和微观经济就越没有活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不断地走向下放权力、减少层次、调整结构、精减人员，由原来对企业的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实现对市场的调控和引导，企业和人则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西方国家的政府是建立在人性恶观念基础之上的，所以政府是个坏东西，需要制约。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政府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政党理论基础之上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实现人民富裕的过程中，政府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看客，绝不仅仅只是个食税者，也绝不仅仅是个政策制定者，它必然会是经济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和主导者。
还是1978年12月13日的那篇讲话，邓小平说，“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688
这是一段对后世影响很大的表述，基本上奠定了以后三十年的社会发展重心，也成为后三十年来政府工作的指挥棒。为了发展中国经济，党和政府做了种种努力，用实际行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首先就是政府主导招商引资。
1840年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被迫的，使中国处于被掠夺的状态；1949年之后的中国也是对外开放的，但那是一边倒的，倒向社会主义国家，发达的苏联给了中国无私689的援助；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中断经济援助，中国站到了第三世界一边，为获得他们的政治支持，中国又给了他们无私的援助。
文化大革命当中，虽有“四三方案”690等设备引进项目，虽然陈云等也提出“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691，但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崇洋媚外”、“洋奴哲学”、“修正主义路线”等观念的阻碍下，对外开放终究难成气候，所以邓小平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692
1978年5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了一个经济代表团，在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和瑞士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考察团的汇报，汇报的中心思想：差距很大，需要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