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先后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三大企业，对微波炉、新干线、电动汽车，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等表现出浓厚兴趣，这是他无论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还是当初在法国都没有见到过的。邓小平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终于“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开始确立，至此以后，中国逐步走向了世界。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随着邓小平出访的电视镜头，人们开始了解世界：原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并不是“敌人一天天地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693。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694
中国开始向世界敞开大门。
但是这一次的开放与以往是不同的，而是主动的、积极的。我们的目的是明确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经验。我们需要这些东西为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服务，我们需要它们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服务，因此，我们开放的重点也很明确：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当然我们也不忘记“第三世界的市场潜力”。
开不开放是一个态度问题，而如何开放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操作问题。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广东省委领导人习仲勋在汇报工作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一定的权力，允许广东有一定的自主权，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汕头举办出口加工业。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分别提出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3月，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
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特区后指出：“除现在的特区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4年4月，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并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1990年4月18日，宣布开发开放浦东。
从1990年起先后在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港等地设立了15个保税区。
到1991年底，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累计开发土地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501个，协议吸收外资27.2亿美元，投产运营的企业达821家。
1992年之后，经济技术开发区遍地开花。到1995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共有638个。随着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增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不断增加，1983年为22.6亿美元，1985年为47.6亿美元，1990年为102.9亿美元，1995年达481.3亿美元，2000年到593.6亿美元，2007年则达到783.4亿美元。695
第二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无论如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政府自身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依靠全体人民群众的努力，因此，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就必须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调动起来了；国有企业改革，工人调动起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闲杂人员调动起来了，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起来呢？
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是大家都会忽略的，那就是军队。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军队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力量，是国际和平的保障力量，它适合参与经济建设吗？这是否会对他的主要职能产生影响呢？这种担心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反过来想一下，这种担心必须要建立在另一个判定基础之上，那就是战争存在的可能性。军队是因战争而存在的，没有战争，军队是没有存在的意义的，这就如牧羊犬之于草原狼。说到底，军队之需要，一定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战争还会来吗？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相信“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以那个时代我们一直在积极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696
到了八十年代，我们却发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697“至少十年打不起来。”698世界不打仗了，还要不要养这么庞大的一支部队？世界不打仗了，军队还要不要“提心吊胆”地训练？
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强调，“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699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除保家卫国这一基本能职外，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
军队如何支援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减少军费开支。大家知道，军队是一个消耗国家财富的部门，无论是训练、演习还是打仗，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然而大家又都知道，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建设最缺的就是资金。如何让钱能更好地为发展生产服务？最好的办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将资金转化为资本。对于军队来讲，就是“要忍耐”、“要过苦日子”，因此对于军队训练和生活，我们强调两条：（一）“精打细算”，（二）“艰苦奋斗”。除此之外，还要大幅度地“裁员”：1982年9月，第七次大裁军，51万余人的铁道兵和1978年1月才成立的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1985年，第八次大裁军，中央军委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全军裁减了团以上机关、部队、院校和机关中相当于团级以上的部门共5900多个。700
第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部队是一个人员更替比较频繁的地方，绝大多数的军人最终都是要回归地方的，而部队的训练和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与社会脱节的，所以，“怎样使他们到地方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怎么办？邓小平说，“要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过训练以后，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鼓励他们“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还要学点数理化，学点工农业知识，学点外语”。7011984年11月1日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又强调：“培养军队和军地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现在军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做得不错，有成绩，这个很好。……我们军队培养了不少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把其中一些人才转到地方各行各业去，对地方也是个支援。”702解放军报的一篇报导说：“短短五年间，全国培养的203万农村籍退伍军地两用人才中，有40多万人走上乡、村领导岗位，50多万人进入了乡镇企业，2700人荣获‘乡镇企业家’称号。”703
第三，直接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同样是在1984年的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说，“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704。总之，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705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军队大规模地卷入商品经济活动中，野战军、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等无一不在经商。
改革开放十年，中国为发展经济几乎调动了一切积极的力量，伴随着这种力量调动的当然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1983年，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由175元提高到288元，1984年达到320左右，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7.3%，远远超过1953年到1978年的二十六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2%的速度。198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到463元，全国进出口总额达到827亿美元，国内财政收入达到2243.6亿元。706
改革开放前十年的中国经济，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在探索之中，没有完善的制度规范，没有既定而准确的评价标准，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也不断产生着顾虑、担忧和争议，并使改革有所反复；第二个特点就是“弱势群体”相对较快的发展速度，这里所讲的弱势群体包括两类人群：一是农民，由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在农村的步子迈得比较大，所以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1984年以前，农民收入提高的幅度是很大的，而在这个时期，由于工人和干部的工资制度并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所以他们的变化相对来讲提高得还是不快的；第二类人群就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以及城市的无业人员，这群人因为本身就生活在体制之外，所以约束少，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由度大，因此，他们也就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如众所周知的温州“八大王”。
也正因为如此，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叫“脑体倒挂”。大量的个体户、小商贩趁着中国流通体系不健全，物资相对匮乏，抓准机会，收入水平大幅提升，万元户、十万元户层出不穷。也有部分人凭借价格双轨制，依靠某种裙带关系，倒买倒卖，也掘取了一定量的财富。工人阶级在八十年代后半期因为企业改革“放权让利”也在收入上有了较大的改善，而在这个社会上，改革受益最少的就属知识分子群体，这群人是体制内的只能领取固定的工资，而且又没有干部那样的权力去产生灰色收入，因此，他们生活改善的幅度是比较小的，当时坊间流行的说法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事实的确如此，1985年，一个茶叶蛋的成本为0.15元，市场售价为0.40元，一天只要卖出100个茶叶蛋，每月至少有750元收入，而从事导弹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月工资最多不过400元。因此，在巨大的收入差距面前，“教授卖烧饼”，“医生摆地摊”，“专家蹬三轮”的现象屡见不鲜，“脑体倒挂”也就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特有的新名词。
然而这种现象在1992年之后却快速地消失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得益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的时间，就走完了美国用五十年，英国用一百年走过的历程，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2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借助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苏联的帮助，东欧一大批国家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世界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到多国，社会主义阵营迅速壮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甚至说“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资本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707
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社会主义苏联强势扩张，而美国因为越战708、1973年的石油危机709等原因则处于战略守势，然而到了八十年代之后，苏联国内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特别是入侵阿富汗带来了极为沉重的军事、经济和外交负担，导致苏联在美苏争霸中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而他的“改革与新思维”最终推动了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衰落，1989年到1991年间，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苏联、蒙古、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共产党失去政权，社会主义思潮跌入低谷。
而正在这种巨大的变化即将发生的1989年夏天，37岁的弗朗西斯·福山710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提出自由与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恰逢其时的文章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
苏联解体了，社会主义阵营不战而亡。冷战结束，社会主义终结了吗？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吗？我们的改革开放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吗？711“怎么办”？我们还要不要在改革开放的路上走下去？
从1989年到1992年，中国在这里纠结了三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化还是继续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人们在反思、怀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或批判或坚持。
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争论”。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712“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713“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714
邓小平的讲话，不仅是一颗定心丸，而且是一剂强心针，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们群众，他们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
1992年之后，“‘下海’成了千百万人选择的生活方式。政府官员、现役军警、学者作家、在校学生……争先恐后跳入商海。一时间，‘十亿人民九亿商’，……各种跳蚤市场一夜之间遍布全国城市大街小巷。‘第二职业’、‘小时工’成了新兴的时髦词汇。”“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赚钱，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可以合法牟利。”715
1992年，74岁的蒋学模下海，创办“复兰德经济顾问行”。
1993年，58岁的张贤亮下海，在宁夏创办了镇北堡西部影城。
“每个单位和个人似乎都在尽力寻找新的赚钱方法。1993年，甚至连历史悠久的北京大学也象征性地拆掉了校园边上的一道围墙，盖起了一排由学校经营的商店。”716“国家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的有12万人，不辞官同时涉足经商的人超过1000万。”717
1992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现在，只有2007年的波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危机才受到了一点影响。
